连享会金秋十月-空间计量专题研讨班

摘要本文选取-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验证了制度距离的双重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效提升了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第二，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第三，对国家的分组检验显示，在成熟市场，海外并购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新兴工业化市场，海外并购有效提升了产业技术创新绩效，但制度距离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新兴市场，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第四，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组检验显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制度距离对二者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民营企业中，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表明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较大的制度距离会限制或阻碍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实现过程；另一方面，较大的制度距离蕴含着更多创新机会，促进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提升。

关键词制度距离；海外并购；产业技术创新；创新绩效

引言

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国家深入推进《中国制造》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正蓬勃兴起，呈现明显的技术资产寻求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传统的“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技术创新模式会遭遇瓶颈，探索熊彼特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海外并购不仅为并购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新的“火种”，而且有利于推进产业技术创新。然而，现有关于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仍未形成一致结论，原因在于：第一，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缺乏共识。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但实证研究显示，在控制国内技术溢出情况下,国家之间的技术创新溢出效果并不显著。第二，中观产业层面的研究仍存在争议。传统的挤出假设(TheCrowding-outHypothesis)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对国内研发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从国外购买技术（如与外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可以替代自己的创新。但Kohpaiboon、Potterie等、赵伟等、蒋冠宏等的研究又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行业间技术溢出。第三，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但部分学者却认为，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既有理论视角上的差异，也有数据和方法上的不同。首先，理论逻辑的不同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传统的挤出假设强调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本土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许多学者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影响，因为“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存在可能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其次，研究数据来源不同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例如，Potterie等的研究采用13个工业化国家-年的数据，而Bitzer等采用17个OECD国家-年的数据。对比二者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最后，研究方法不同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传统关于技术创新溢出、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多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而Branstetter的研究则采用专利引用的方法，认为全要素生产率除涵盖技术效率外，还涵盖了诸如市场力量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会干扰研究的结果。

此外，通过梳理战略管理理论文献，本文发现传统的行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正受到制度研究学者的挑战。例如，Narayanan等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市场为背景的行业基础观忽视了历史和制度因素的影响。Priem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强调企业竞争优势取决于拥有“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复制以及不可替代”资源的资源基础观亦忽视了制度环境的作用。由此，Peng等认为，战略管理研究应重新思考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地位的持续上升，新兴市场研究中制度因素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重视。制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作为一种社会交易规则，本质上是通过建立一种稳定结构以减少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决定了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及创新程度。与单一情境的制度研究不同，海外并购涉及跨国情境，必然会涉及国家间的制度差异问题，这些差异构成了国家间的制度距离。传统观点认为，随着国家间制度距离的增大，并购方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了解东道国的经营环境、文化习俗等内容，因此信息搜集成本会增加，资源获取难度也会随之增加。同时，制度距离越大，并购双方理解对方企业运营规则的难度随之增大，从而使并购方在后期的技术获取、知识转移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困难。但新制度逻辑却认为，不同制度场域的同构压力恰好为组织战略转型、组织变革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利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差异化的制度环境，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制度创业”（InstitutionalEntrepreneurship）。正是基于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理论逻辑，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实证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为研究对象，选取-年38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将制度距离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

Luo等从“跳板视角”解释了后发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动机。他们认为，新兴市场企业会将国际扩张作为一个跳板，在全球市场采取一系列冒险行为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关键性资产，以弥补自身的竞争劣势，减少母国制度的约束。“跳板视角”认为，后发企业国际化跳板的步骤是刻意设计的，具有递归和回转特征。所谓递归指跳板活动会频繁进行，而回转则指外向活动被强有力地整合到母国的活动之中。尽管跳板视角很好地揭示了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追赶特征，但这一视角并没有解释新兴市场企业在海外并购完成后如何对被并购企业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及再创新，也未能很好地解释新兴市场企业如何通过海外并购实现技术追赶。将海外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杆，涉及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二次创新”问题，这种将后发企业的海外并购与技术追赶相联系的思路，可以弥补“跳板视角”的不足。后发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而技术创新是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最难跨越的障碍。技术创新最早由Schumpeter提出，之后经Solow、Romer、Burns等、Levin等拓展，研究视角逐渐从宏观层面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向了微观层面的技术模仿、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等领域。

尽管后发企业以技术追赶为目标的海外并购已成为十分流行的趋势，但这种代价高昂的海外并购是否提升了产业技术创新绩效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本文认为，后发企业的海外并购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后发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目标企业的先进技术资源，有利于丰富并购企业的知识库，从而提升并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购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在某些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可以直接推动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二，后发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目标企业的先进技术资源，有利于研发成本的分摊和海外研发成果的反馈。赵伟等认为，外向FDI通过研发成本分摊、海外研发成果反馈等中介机制促进了母公司的技术进步。后发企业在研发投入上往往面临更大的困难和风险，因此许多后发企业不愿意在研发上进行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业技术创新。海外并购可以将国内研发与海外研发联系起来，将海外研发的成果应用于国内市场，从而使研发投入获取更好的市场回报，这有利于实现后发企业研发活动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产业技术创新。第三，后发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目标企业先进技术资源，有利于引发“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将增加技术逆向溢出的可能，从而提升产业技术创新绩效。海外并购完成后，并购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直接引发了技术供需双方的互动，由此产生“示范效应”。“示范效应”增加了产业内技术溢

出的可能。Arrow首先发现了产业间的技术扩散现象，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产业部门都会进行一定的研发投入，以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但巨大的投入所产生的新知识本身却非常容易通过各种渠道（如产业部门间人员的流动、有形产品所透露的信息等）渗透到其他产业部门。因此，并购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也会受益于并购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与此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并将技术创新的成果作为战胜竞争对手的利器，由此产生“竞争效应”，增加了产业内逆向技术溢出的可能，从而提升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1：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制度理论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解释

海外并购涉及跨国情境，不可避免地涉及制度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交易的规则，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及创新程度。对于企业而言，通常涉及两类制度问题：第一类是企业内部制度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的结构、标准和行为方式对组织行为的塑造；第二类是企业外部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企业外部（如供应商、竞争对手、监管部门和客户等构成的外部监管力量）对组织行为的塑造。[29]制度理论在解释组织行为和绩效时更侧重于讨论组织的第二类制度问题，即组织为满足合法性需求使不同类型的组织变得越来越相似。制度理论认为，组织所处的场域存在同构行为(Isomorphic)，即强制同构、规范同构和模仿同构。强制同构指外部环境中政治、法律等因素对组织的影响。规范同构则来自两个方面的专业化：一是正式的教育和法律在认知上的专业化，二是跨越组织的专业化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模仿同构是指外部的不确定性导致组织的模仿行为。组织倾向于模仿同领域相似组织的行为，以使它变得更加合法和成功。企业外部环境所存在的强制同构、规范同构和模仿同构使抱有合法性寻求目的的组织变得越来越相似，构成了制度理论的基本逻辑。

制度理论所强调的强制、规范和模仿同构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第一，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会受到强制同构的影响。例如，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相关部门会每隔五年发布五年发展规划。其中的鼓励或限制政策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形成影响，企业倾向于投资被鼓励的产业，而不愿意投资那些被抑制的产业。第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会受到规范同构的影响。例如，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首先需要明确并购交易的类型（“一对一交易”或“公开竞标交易”）。在整个并购流程中存在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聘请中介机构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二是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核准和备案。无论是尽职调查还是审批过程都存在制度对并购双方的规范同构。第三，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会受到模仿同构的影响。并购代表了一系列战略选择，并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投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过程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政治、文化、法律及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对成功并购企业的模仿行为能够有效降低并购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合法性，从而提升海外并购的绩效。

3.制度的悖论：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双重影响

（1）传统逻辑：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源跨国流动，制度除对一国内部企业存在影响外，对国际商务环境的影响也日渐加深，逐渐影响到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的信息搜集成本和交易成本。制度同构的存在使跨国企业不得不面临双重合法性压力，既要获取内部合法性，又要获取外部合法性。这些压力在获取海外“创造性资产”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海外并购必然涉及不同国家在规则(Regulative)、规范(Normative)和认知(Cognitive)方面的差异，差异构成了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

制度距离通过影响资源获取的难度，进而影响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Barney认为，企业若想获得竞争优势，需具备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复制及不可替代的资源。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处于制度转型期，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大量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国内企业往往通过政治关联等非市场方式获取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关键资源。海外并购无疑为新兴市场企业获取技术创新的关键性资源提供了另一条可选择的路径。然而，东道国与母国制度的差异程度对并购企业获取创新资源构成了挑战。例如，东道国对中国企业在敏感行业和敏感技术方面的并购行为所采取的审查和限制措施往往十分严厉。

制度距离通过影响知识的获取和转移过程，进而影响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的创造和传递是跨国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手段。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技术知识无疑对正处于技术追赶过程中的新兴市场后发企业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然而，知识所固有的特性决定了跨国情境下知识的获取和转移并不容易。Johanson等认为，企业国际化需要两种知识，分别为通用性知识和专用性知识。通用性知识通常可以较容易地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进行转移，而专用性知识由于具有隐含性、模糊性和内嵌性等特点，转移则相对困难。企业的专用性知识大多是在母国环境下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当制度环境存在差异时，并购双方所拥有的专用性知识与当地需要存在不匹配现象，限制了并购后期并购企业对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从而影响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2：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2）“反向逻辑”：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与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正向影响

制度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组织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但未能回答组织为何仍然存在异质性的问题。组织异质性为何存在成为新旧制度理论的分水岭。旧制度理论在前提假设上将组织视为集体努力的结果，但未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在相同社会环境下一些企业成功而另一些企业却失败的问题；未能回答为什么现实中有很多企业在谈论战略转型、组织变革，但成功的企业往往只是少数的问题。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变革来自合法性规范所强调的社会遵从压力，但是，如果同构行为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社会的根本性创新又来自哪里呢？即制度理论所强调的相似性未能很好地解释“熊彼特创新”的出现。Greenwood等也认为，制度理论确实给予了组织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