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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产业优势是内生的，依托于四大优势

近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特别是近期疫情冲击全球，不少投资者更加担心部分跨国公司及企业将产业搬离中国的风险。在本文中我们综合多方面信息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包括本章在内，我们将分四个部分来探讨这一问题，分别如下：

第一、中国的产业优势是内生的，依托于四大优势：大市场、大基建、全产业链及人才红利；

第二、产业转移的现象在中国早已经开始，可以分为三种类别，并非所有产业转移都值得担心、不宜一概而论；

第三、中国依然是跨国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目前考虑搬离中国的是少数；

第四、脱离中国建立单独的产业链将脱离需求、提高成本，未来3-5年难度较大。

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来切合内需发展的需要，在此前门类不全、技术落后、规模偏小的基础上起步，从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低的状况逐步发展、迭代、升级，延伸至到进入部分中高附加值产业，目前工业产值占全球约30%，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并仍在继续扩张和升级。

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能够发展至今天，除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外，依托大市场、大基建、全产业链及人才红利等四大优势。这些优势其他大多数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并不全部具备，使得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其中大市场带来供给侧及需求侧双重的优势，是最根本的，与其他几点又相辅相成。中国只要继续开放拥抱世界、持续改革发掘内需潜力、创新升级，上述四大特征之下，我们认为不宜对潜在的产业转移过度悲观。

优势#1：大市场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需求空间是中国各类产业发展的温床，是各类制造业依托发展第一大优势。

中国在大力投资扩产能、打工业基础的阶段，各类与投资相关的原材料、资本品等需求量及占全球的比例达到空前的规模及水平；当中国逐步转型到内需与消费驱动的阶段，中国的消费市场也在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并且可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大市场（图表1）。这一单一大内需市场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国各类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带来需求及供给侧的双重优势。

最近中国政府强调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助推新型城镇化，我们认为有望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在当前百年不遇疫情冲击中国外需、外围形势变得越来越具挑战的背景下，找准有效内需以实施需求提振与纾困，不仅在短期、在中长期对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应对国际形势都具有战略意义。国务院在4月9日发布文件1改革各类要素市场、发改委发布文件推进城镇化，直接针对问题，有助于释放城镇化升级相关内需。新型城镇化正是中国最大的内需之一，其所涉及的需求体量足够大、且需求迫切。

虽然近年来租金和工资成本的上升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部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城镇化驱动下的消费升级及产业升级正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公司提供新机遇。例如根据我们《老外看中国》报告中的梳理，我们注意到星巴克、肯德基等品牌计划扩大在中国的门店数量；雀巢仍将加大对中国的投资；特斯拉等先进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新的生产基地；赛默飞等医药和医疗设备公司看好长期医疗基础设施投资等。

以新能源车为例，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已经占到全球的53%，中金行业分析师预计这一比例到年继续保持在45%左右；我们行业分析师预计今年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有望达到13~15万辆，接近美国水平（~16万辆左右）。智能手机更是如此，尽管四季度略有下滑，中国年手机出货量仍然达到3.7亿部，占到全球手机出货量的28.2%。实际上，日本的经验也是如此。在上世纪70年代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消费从物质消费向物质和精神消费并重，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变，例如，教育、书籍和娱乐支出在日本-年家庭消费支出中增长速度最快。与此同时，汽车保有量也快速抬升。目前中国平均每2.5个家庭拥有一辆乘用车，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均GDP的增长，我们认为家庭乘用车保有量有望上升到接近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辆。中国当前的内需消费市场已经远超过日本，在近年已经接近美国，随着需求潜力的进一步释放，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近在咫尺。我们认为只要中国维持稳定发展，未来空间大幅超过美国、成为史无前例的大市场也是大概率事件。

优势#2：大、长、全的产业链

中国上下游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优势也是吸引包括跨国公司及本土企业的一大优势。其他相对小的经济体如新兴经济体及部分总规模不大的发达经济体并不具备这一优势。仍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例，整机厂商的一级供应商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动力电池更是如此，从上游的材料、到中游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下游需求，基本实现全产业链覆盖。在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一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全产业链的覆盖将缩小企业的采购和物流成本，也将缩短对需求及技术变化的响应时间，而这种全产业链的覆盖是以大市场需求为基础的，这种优势较多新兴经济体及规模偏小的发达经济体并不具备。

举例来说，作为开放桥头堡、目前依然快速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化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竞争优势，逐渐形成了珠江西岸的电气机械和家电以及珠江东岸的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两个产业集群。同时，围绕上述两个核心产业集群，所在区域的配套产业也蓬勃发展。例如，江门与电气机械和家电产业集中的佛山、珠海和中山相邻，其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也较为成熟；东莞、惠州在深圳的带动下，计算机等电子产业蓬勃发展，占比位于前两位，其相关的配套产业如橡胶和塑料制品产值也较大。这些都是依托中国大市场产生全产业链、产业集群的案例。

并且随着技术的积累，我们看到中国的产业也在不断往附加值更高的方向逐步升级。相对高附加值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例逐步升高，类似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增加值迅速上升，同时技术及结构升级产业占GDP比例在70年代不断上升。根据世界银行年全球产业链发展报告，从年到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上，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亚太区域的核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美欧之间供应链直接联系。

放在全球来看，依托于大内需市场及全产业链，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具备独特地位和优势，简单概括就是：“比我便宜的没我技术好，比我技术好的没我便宜”。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只要一类产品在中国进入需求放量和普及的阶段，其在中国市场的总体规模占全球市场需求规模的比例将快速上升，成本将快速下降，比如家电、智能手机、通讯设备等。

当前在中国在符合三大特征的制造业：1）标准化制造；2）需要一定劳动力成本优势，特别是有知识含量的劳动力的成本优势；3）需要一定的技术积累，如通讯设备、手机产业链、机械等领域已经展现出竞争力，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偏中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包括家电、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机械、科技硬件、医药及医疗设备等展现出更大的竞争力。跨国公司要降低其在全球供应的产品的成本，中国市场对其至关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虽然贸易摩擦和疫情可能让跨国公司采取部分区域多元化的战略，但考虑到运输半径和成本等因素，针对中国市场需求的跨国企业可能不仅不会移出中国，反而会进一步加大本土化率。我们汽车行业分析师预计特斯拉今年的零部件本土采购及国产化率可能会超过80%，而我们在《老外看中国》报告中也注意到一些跨国汽车厂商都在强调在中国推进本土化战略，例如戴姆勒、福特，其中戴姆勒在其最新披露的年一季报中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在中国销售的13.2万辆奔驰汽车中，83%（11万辆）均为本土生产。

优势#3：大基建

中国在软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形成的两个“超级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整体的运行效率：

1）硬件方面，中国包括高铁在内的基础设施优势仍在不断提升。截止年底，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超过3.5万公里，约占到全球高铁网的七成。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提出，年构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内畅外通的“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

2）软件方面，中国移动互联网渗透率在年上半年已经达到60.5%。年11月，中国正式启动5G商用，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力争年5G网络将覆盖所有地级市。我们行业分析师预计，年三大运营商将投入约亿元新建约60万座5G基站，5G用户数据有望达到14~1.5亿部，渗透率约为10%。

上述两个“超级网络”也使得中国在物流效率和线上渠道等方面具有其他市场不具备的优势。

物流效率：中国地区的物流绩效综合指数在可比国家中名列前茅，年大陆地区综合评分达到3.61，香港地区则达到3.9分（满分为5分，早人口红利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分均为2.6分，后期人口红利国家均分为2.9分）。其中，货物按时到达评分为3.84分，价格指数则为3.54分。价廉物美的物流服务为生产、销售提供了极大的优势，同时允许中国国内生产专业化、精细化，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进一步以快递为例，综合国家邮政局的统计数据和国外主要物流公司如UPS、FedEx和USPS的信息，年国内快递单价约为8元，仅为美国的15%；而效率上也整体上逐年提高，重点地区全程时限年约为56小时。

线上渠道：电商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也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提供了更加有效得触及终端消费市场的新渠道。我们汇总的《老外看中国》主要跨国公司中，线上渠道都已经占据相当的线上份额，特别是在一季度疫情使得大部分实体店关闭的情况下，线上渠道更成为对冲线下渠道客流减少的一个重要手段。例如，欧莱雅中国电商渠道首次超过50%，飞利浦更70%的销售都来线上；LV、开云、保乐力加、甚至苹果也都是通过电商渠道弥补其线下渠道的下滑。

便利的基础设施网络，不仅帮助降低企业人流、物流成本，提高效率，而且也会配合衍生新的商业模式，使得中国在一些新商业模式上的探索领先全球。比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在中国的发展之所以领先全球，就是基于中国大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及覆盖完善、相对领先的移动网络。我们估计5G时代可能更是如此，近期华为官方正式宣布，其将携手首批18家车企发布成立“5G汽车生态圈”，加速5G技术在汽车产业的商用进程，也在反映这一趋势。

优势#4：人才红利

尽管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得中国在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上的竞争优势有所下降，但中国巨大的人才储备和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正在使其从传统的“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而这一优势是其他单纯依赖低端劳动力的新兴经济体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巨大动力。

人才储备上，年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毕业人数约为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64万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年中国全国工程师人数约为万人，总数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领先，每百万人拥有工程师人数约为人，远超根据人均GDP估算的工程师人数(人)。这意味着我国的人才储备相比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加超前。

研发投入上，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CR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s）年4月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在科研上的总投入为亿美元，全球占比27.6%，而中国则以亿美元排在第二，占比26.3%，其增速更是远超过主要发达与新兴经济体。此外，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的数据，中国在年之后的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崛起，年中国申请专利数5.9万件，首次超过美国的5.77万件，全球占比22.2%。

数量绝对领先的高质量工程师群体及高学历毕业生群体，使得中国“高知识含量的劳动力”继续具备成本优势，降低了中国的研发成本，提高了研发效率，也为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升级、走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奠定了基础。

导致产业转移的三种情形：成本上升、本土竞争者崛起、规避政策及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等

我们针对不同情况考察了产业离开中国的情形，大致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部分产业在中国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如纺织、玩具、家具制造等；

第二、本土企业竞争力加强等因素，使得不同领域的外资面临不同的挑战，份额下降主动撤出中国的；

第三、近年由于政策及政治的不确定性，在考虑搬离中国的；

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显示部分产业的转移与部分产业的升级是并行的，在总体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产业转移一定程度是与产业升级伴随的“副产品”。上述产业离开中国的三种类别需要区别对待，我们认为最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