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我同主人划着一只小船，经过市场的街道。两边砖造的店房，因为发大水，淹上了二楼。我划着桨，主人坐在后艄，笨拙地把着舵。后桨入水过深，船身拐来拐去地绕过街角，滑过平静而混浊的、象在深思一样的水面。

“唏，这回水头真高，活见鬼。不好开工，”主人嘟哝着，抽着雪茄烟，烟发出焚破呢料的气味。

“划慢点。”他惊慌地叫。“要撞着路灯柱子了。”

好容易把住船舵，他骂：

“把这么坏的船给我们，混账东西……”他指给我看水退后要修理店铺的地方。他的脸剃得发青，唇须剪得短短的，又加含着雪茄烟，看来全不象一个包工头。

他穿着皮袄，长统靴一直套到膝头上，肩头挂一只猎袋，两腿中间夹住一杆莱贝尔双筒枪，他老是不安地动着皮帽子，把它压在眉梢上，鼓起嘴唇，忧虑地瞧看四周；然后又把帽子掀在后脑上，显得很年轻，唇须上浮起微笑，回忆着什么愉快的事情，不象一个工作忙碌的人，心里正为了大水退得慢在发愁。显然，在他的心里正荡动着和工作无关的什么念头。

我略被惊奇压住：看着这死寂的城市是这样奇异，密排着一排排紧闭窗户的房子——大水淹着的城市好象在我们的船边漂过去。

天空是灰色的，太阳藏在云中，不过有时候从云缝里露出冬天那样的银白色的巨大姿影。

水也是灰色的，很冷，看不见它流，好象凝冻着，同肮脏的黄色的店房和空屋子一起在睡觉。云缝里露出苍白的太阳，周围一切就稍微明亮了一点，灰色的天空，象一块布似的映在水里。我们的小船漂荡在两个天际之间，石头房子也漂荡起来，慢得几乎象瞧不出来地向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方面流去。船旁边，漂着一些破桶、烂箱、筐子、木片、干草，有时还有竿子或者绳子，象死蛇一般浮着。

有些地方，窗子开着。市场长廊的屋顶上，晒着衬衫裤，放着毡靴子。有一个女人从窗口眺望灰色的水。长廊的铁柱上系着一只小船，红红的船腹，映在水里象块挺大的肥肉。

主人用下颏点点那些有人的地方，向我解释：“这里是市场更夫住的地方，他从窗口爬到屋顶上，坐上小船，出去巡逻，看什么地方有小偷没有，要是没有，他自己就偷……”他懒懒地、静静地说着，心里正想着什么别的事。四周象睡眠一般安静，空寂得令人难信。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合成一个大湖。在远远的毛毵毵的山上，隐约看见花花绿绿的市区。全城浸在还是灰暗色的，但树枝已经抽芽的果园中，房舍、教堂都披上绿色的和暖的外衣。从水面传来很热闹的复活节的钟声，听得出全城都在鸣响。但是我们这边，却好象是在被遗弃的墓地里。

我们的小船，穿过黑森森的两行树林，从大街划往老教堂的地方。雪茄的烟刺着主人的眼，使他感得烦扰，小船的船头船身，不时碰着树身，主人焦躁地惊叫道：“这只船坏透了。”

“你不要把舵呀。”

“哪有这种事？”他咕噜说。“两个人划船，当然一个划桨，一个把舵。啊，你瞧，那边是中国商抄…”我对市场的情形，早就了如指掌；我也知道这个可笑的商场和它那乱七八糟的屋顶。屋顶的角落上，有盘膝坐着的中国人石膏像。有一次，我同几个朋友向那些人像扔石子，有些人像的脑袋和胳臂是被我用石子打掉的。但现在，我再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事自傲了……“真没意思，”主人指着那商场说。“要是我来修造的话……”他把帽子望脑后一推，吹着口哨。

但是，不知怎的，我却觉得，他若是把砖房街市造在这个每年要被两条河的河水淹没的低地上，也会是同样枯燥的。

他也会想出这种中国商场来的……

他把雪茄烟丢在船外边，同时厌恶地吐了一口口水，说：“真闷人，彼什科夫，真闷人呀。光是一班没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人可以谈谈。要吹牛，吹给谁听呢？没有人，都是木匠、石匠、乡下佬、骗子……”他望着右边从水中伸出耸立在小丘上的美丽的白色回教堂，好象想起了什么被遗忘的东西，继续说：“我现在开始喝啤酒，抽雪茄，学德国人的样。德国人，老弟，他们真能干，是好家伙。啤酒喝下去挺舒服，但雪茄还没抽惯。抽多了，老婆就叽咕：‘你有一股怪气味，象马具工一样。’喂，老弟，活着，就得千方百计……好，你来把舵吧……”他把桨放在船沿上，拿起枪，向屋顶上的一个中国人像开了一枪。中国人像没有受损伤，霰弹落在屋顶和墙头，向空中升起一股尘烟。

“没有打中，”射手毫不懊丧地说，又在枪膛里装弹药。

“你对姑娘们怎样，开了戒没有？还没有吗？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恋爱上了……”他跟讲梦一样，讲了他学徒时候跟建筑师家女佣的初恋。

灰色的水轻轻地泛起水花，洗刷着房子的墙角。教堂后面一片辽阔的水，闪烁着混浊的光波，水面上露出几处柳树的黑枝。

在圣像作坊里，不断地唱着神学校的歌：青青的海，狂暴的海……这青青的海，大概是致命的寂寞……“夜里睡不着，”主人说。“有时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她的房门口，象小狗一样发抖，屋子很冷。我的东家，每夜上她房里去，说不定我会被他撞见，可是，我不害怕，真的……”他好象在审视着一件穿过的旧衣服，看看能不能再穿一样，沉思地说：“她看见了我，怜惜我，打开房门叫我：‘进来呀，小傻瓜’……”这类故事我听过很多，虽然其中也有有趣的地方，但是已经听厌了。一切人，关于自己的初“恋”，差不多都是说得很缠绵，很伤感，没有一点儿吹牛和猥亵。于是我认为这是讲故事的人一生最好的地方。有很多人，在生活中好象就只有这样一点好处。

主人笑着，摇着脑袋，惊奇地感叹说：

“这话你可不能对我老婆说，千万说不得。这里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可是这总是不能说的话。你瞧，真有意思……”他好象不是对我，而是在对自己说。要是他不说，我就会说了。置身于如此静寂和荒凉之中，不能不说话、歌唱，或是拉手风琴。要不然，就会在这被灰色寒冷的水所淹没的死寂的城市里，陷入深深的永眠。

“第一，不可早结婚。”他教我。“兄弟，结婚是一件终身大事。活下去，愿在哪里住，就住在哪里，愿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你的自由。可以住在波斯当回教徒，也可以住在莫斯科当警察，受苦也好，偷盗也好——这一切都可以改变过来的。可是，老弟，老婆这个东西，同天气一样，你没有方法去改变……真的。她不能跟靴子一样随意扔掉……”他的脸色变了，皱着眉头望望灰色的水，用一只指头擦一擦隆起的鼻梁，喃喃说：“对，老弟……须要小心谨慎。你逢人叩头，即使你能屈能伸……但是，每个人面前都摆着自己的圈套……”我们划进了梅谢尔斯基湖的灌木林里，这湖同伏尔加河汇合起来了。

“划慢点儿。”主人嘱咐着，把枪瞄着灌木林。

打到了几只瘦小的野鸭，他吩咐我：

“划到库纳维诺去。我要在那边呆到天黑。你回家去，就说我被包工头们耽误住了……”他在市梢一条街上了岸，这边也涨了水。我经过市场，回到指针街，把小船系住，坐在船上眺望两条大河汇合的地方、城市、轮船和天空。天空象一只大鸟的丰满的翅膀，布满白羽毛一般的云片。云缝的蔚蓝的深渊里，露出金黄色的太阳，它的光线一映到地上，地上万物都改变了。四周一切都健康而可靠地动着。急湍的河流，轻轻地浮送着无数的木筏。木筏上挺然站立着长胡子的乡下人，摇动着长长的木桨，在相互间，和遇到轮船的时候，发声叫嚷。小轮船逆流拖着一只空驳船，河水摇晃着轮船，好象要把它夺下来。轮船象梭鱼，晃着头，喘着气，对猛然扑来的浪头，使劲地转动着轮子。驳船上并排坐着四个人，把腿吊在船舷外，其中一个穿一件红褂子。四个人同声唱歌，听不清歌词，但声调是熟悉的。

在这生气篷勃的河上，我觉得一切都熟悉，一切都有好感，而且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我的身后，淹在水里的城市却好象一场噩梦，好象主人杜撰的故事，同他自己一样是不可理解的。

我称心如意地饱看一切，觉得自己变成了大人，什么工作都会干，便回家去了。半路上，我从内城的山头回望伏尔加河，从高处远望对岸，大地显得更辽阔，好象凡是人所盼望的，都会得到满足。

家里我有书。从前玛尔戈王后住过的房子，现在住了一个大家庭。五个姑娘一个比一个更美丽，两个中学生，他们借书给我，我贪心地读着屠格涅夫的作品，使我惊奇的是：他的作品都明白易懂，象秋天的天空一般晴朗，而且作品中的人物是那么纯洁，一切用简朴的话所谈的事物是那么美好。

我又读了波缅洛夫斯基的《神学校随笔》，也不胜惊叹。

最奇怪的是这部作品同圣像作坊的生活非常相象。我完全了解因为厌倦生活而做残酷的恶作剧的心理。

读俄国的作品很好，使人能常常在书中感到一种熟悉的和伤感的东西。好象在书页中隐藏着大斋节的钟声，把书打开就轻声地嗡嗡地响起来。

我勉强读完了《死魂灵》，读《死屋手记》时也是这样；《死魂灵》、《死屋》、《死》、《三死》、《活尸首》——这类书名，不禁引起了我的注意，激起我对这样的书一种模糊的不快。《时代的表征》、《稳步前进》、《怎么办》、《斯穆林诺村记事》这一类书，我也不喜欢。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狄更斯、华特·司各特。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他们的作品，一本书常常读两三次。华特·司各特的书使人联想起大教堂中节日的弥撒，虽然稍嫌冗长沉闷，但往往是庄严的。狄更斯是我的一位愿意向他低头膜拜的作家。

这个人可惊地掌握了最困难的人类爱的艺术。

每天傍晚在大门口都聚集很多人。Ｋ家兄弟和姊妹，还有其他的少年，一个仰天鼻子的中学生维亚奇斯拉夫谢马什科。有时候一位大官的闺女普季齐娜小姐也来。大家谈论着书啦，诗啦，这对我都是亲切的，熟悉的。我读过的书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多。但他们谈得更多的是中学里的事，对教员的不满之类。我听了他们的话，觉得自己比这班友人都自由些，而且奇怪他们的忍耐。不过我还是羡慕他们，他们是在那儿求学呀。

我的朋友年纪都比我大，可是在我看来，我比他们要大人气，比他们可成熟，更富于经验。这多少使我觉得窘苦，我希望自己能同他们更接近些。每天很晚，我带了一身尘土和肮脏，回到家里来，脑子里装满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许多印象，他们的思想是很简单的。他们常常谈论人家的闺女，时而想念着这个少女，时而爱恋着那个少女，想作诗。但是作起诗来，常常要我帮忙。我热心地练习作诗，很容易地学会了用韵。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的诗总是带着一点幽默气。对于那位比别人都多接到赠诗的普季齐娜小姐，我常常把她比做蔬菜——葱头。

谢马什科对我说：

“这是什么诗？简直是皮鞋钉呀。”

我什么事都不肯落在他们后面，也爱上了普季齐娜小姐。

我已记不起我是怎么对她表白自己的爱情的了，总之，结果颇为不妙。星池的腐绿的水上，浮着一块木板，我叫小姐坐在这块木板上，由我来划，她答应了。我把板拨到岸边，跳了上去，我一个人木板还可以浮得住，可是等到满身花边和丝带的盛装的小姐优雅地站上板的另一头，我得意地把竿向岸撑开时，这块该死的板就摇摇摆摆沉了下去，把小姐翻在水里。我使出骑士的精神，跳进水里去救她，立刻把她抱上岸，惊慌和池中的绿泥把我的皇后的美丽抹灭得干干净净了。

她挥着水淋淋的拳头，向我吓唬叫骂：

“你故意把我翻到水里。”

不管我多么诚恳地解释，她都从此恨透了我。

总之，城里的生活都不大有趣味。老主妇跟从前一样，对待我很不好，小主妇用怀疑的眼光瞧着我，维克托雀斑长得更多了，脸也愈加发红，不知有什么委屈，他对什么人都动不动就吵。

主人制图工作很忙，两兄弟忙不过来，叫了我的后父来帮忙。

有一天，我很早从市场里回来，大概是五点钟的样子，走进餐室，看见主人同一个我早已忘掉的人坐在那里喝茶。他向我伸过手来：“您好呀……”完全出于意外，我发愣了，过去的情形象火一样燃烧起来，灼痛我的胸头。

“简直吓住了，”主人叫道。

后父瘦得厉害的脸上带着微笑望着我。他的黑眼睛显得更大，他周身到处都显得衰弱，拘束。我把手放在他的细瘦而发热的手指里。

“瞧，我们又见面了，”他咳着说。

我象挨了打似地、没劲地走开了。

我们之间发生一种谨慎的不明确的关系，他叫我的名字，添上父称，说话的时候象对平辈一样。

“您到铺子里去的时候，请替我买四分之一磅拉费尔姆烟丝和一百张维克托尔松卷烟纸，另外买一磅煮香肠……”他交给我的钱，总带着手里的温热，拿着很不爽快。显然，他害肺病，在世也不久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拧着黑而尖的胡须，沉静地低声说：“我的病大概是治不好了。然而多吃些肉，那就会好起来，说不定，我会好的。”

他吃得很多，烟也抽得凶，除了吃饭的时候，总是不离嘴的。我每天给他买香肠、火腿和沙丁鱼。可是外祖母的妹子，深信不疑地，不知什么缘故也幸灾乐祸地说：“拿好东西请死神吃是没有够的，死神总是骗不过的。”

主人们用一种使人难堪的关心对待后父，常常固执地劝他吃这种那种药，可是背后却笑他：“好一个贵族。他说必须把桌子上的面包渣子收拾干净，据说苍蝇是从面包渣子里发生的，”小主妇这样一说，老主妇就搭上腔来：“是呀，真正的贵族呢。衣服亮亮的，都磨出了窟窿，还在那里拚命地用刷子刷。真是个怪人，一颗尘土也不肯沾在身上。”

主人却好象在安慰她们：

“你们等着吧，老母鸡，他也不会久了。……”市侩们对于贵族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却不知不觉地使我和后父接近起来。捕蝇草虽然也是一种毒草，但它总是美丽的。

后父喘息在这班人中间，好象一条鱼偶然落进了鸡窝。这个比方虽然有点荒唐，不过这种生活原来就是这样荒唐的。

在他的身上，我开始瞧见“好事情”——我那个永不能忘的人的特征，我把书中所见到的一切好处，都拿来装饰了他和王后，把读书所产生的一切幻想和自己所有的最纯洁的东西，都放在他们身上。后父同“好事情”一样，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可亲近的人。他对这家的人，一律平等，自己决不先说话，回答别人的发问的时候，也特别客气而简洁。我很惬意他教主人的样子。站在桌子边，弯着腰，用干枯的指甲敲着厚纸，沉静地教训说：“这里，必须把托梁用铁钩连起来，减少对墙的压力，要不然，托梁会把墙压坏。”

“对啦，真是见鬼。”主人咕噜着。一会儿后父走开时，妻子向他叽咕：”我真奇怪，你怎么让他教训。”

后父夜饭后刷牙，翘起了喉结漱口，不知什么缘故，使她特别生气。

“我觉得，”她发出酸溜溜的声音。“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你这样把脑袋仰到后面，对身体有害呀。”

他殷勤地微笑着问：

“为什么？”

“……就是这样……”

他开始拿一把牛骨针剔他那微带蓝色的指甲。

“你瞧，还剔指甲呢。”主妇不安起来了。“快要死了，还在……”“哎。”主人叹着气。“老母鸡，你有多少这种蠢话啊……”“你说什么？”妻子不高兴了。

老婆子每夜热心祷告着上帝：

“上帝呀，那个痨病鬼真是我的累赘，维克托又袖手不管了……”维克托模仿后父的举止，慢吞吞地走路，贵族式地两手沉着的动作，挺好地系领带的方法，吃东西嘴里不发声响，他时时粗鲁地问：“马克西莫夫，膝头，法国话怎么说？”

“我叫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后父淡然地提醒他。

“啊，好吧。胸部叫什么呢？”

吃夜饭的时候维克托命令母亲：

“马—梅—东涅—穆阿扎称尔醃牛肉。”

“啊，你这个法国人呀，”老婆子爱怜地说。

后父象个聋哑人，完全不瞧别人，尽咬着肉。

有一天，哥哥对兄弟说。

“维克托，你现在学会了法国话，得给你找一个情人……”后父默默地微笑了一下，我记得，他这样笑法，我只见到这一回。

可是主妇大不高兴，把汤匙往桌上一扔，对丈夫叫：“你真不害臊，当我的面说这种下流话。”

有时候，后父来到后门的门廊里找我，那边，上阁楼去的楼梯底下，是我的寝室，我坐在楼梯上，对着窗口看书。

“看书呢？”他喷着烟问，他的胸中好象有烧焦的木头发出嘶嘶的声音。“这是什么书？”

我把书给他看。

“啊，”他说着，看了看里封：“这本书我好象也看过。您想抽烟吗？”

我们从窗口望着肮脏的院子，抽着烟。他说：“您不能求学，真可惜，您似乎天资很好……”“我在求学呀，看书……”“这个不够，须要进学校，有系统……”我想对他说：“我的老爷，你也进过学校，也有系统的知识，可是有什么用处呢？”

他好象略微感觉到了我的意思，补充说：“有志气的人，学校就能给他好教育。有大学问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生活……”他不止一次劝告我：“您最好离开这儿，这里对您没有意思，也没有益处……”“我喜欢工人们。”

“这……喜欢哪一点？”

“同他们在一起有趣味。”

“也许……”

但有一次他说：

“实在说来，这里的主人们都很无聊，无聊……”想起我的母亲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讲过这话时，我不由自主地离开他远一点，他笑着问：“你不这样想吗？”

“这样。”

“得啦……我看得出来呀。”

“到底主人还使我喜欢……”

“对，他也许是个好人……不过有点可笑。”

我想同他谈谈书，但他显然不喜欢书，常常劝告我：“不要被书迷住了，书中一切都是大大粉饰过了的，歪曲过了的。写书的人，大半跟这里的主人一样，是一种小人物。”

我觉得这种断定是大胆的，因而使我对他怀起好感来。

有一次他问我：

“您读过冈察洛夫的书没有？”

“读过一本《战船巴拉达号》。”

“那本《巴拉达号》很没意思，但大体上说来，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聪明的作家。我劝您读读他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这是他作品中一本最真实、最大胆的，一般说来，在俄国文学中，这是一本最好的书……”关于狄更斯，他说：“请您相信，这是胡扯……《新时代》报副刊上连载的《圣安东尼的诱惑》，是很有趣的作品——您可以读一读。您似乎喜欢宗教和关于宗教的一切，这《诱惑》对您有用处……”他拿来一叠副刊。我就读福楼拜的杰作。这部作品使我联想到圣贤传中许多片段和鉴定家对我讲的故事中的某些地方。我对它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不过跟同时连载的《驯兽者乌皮里奥·法马利回忆录》比起来要有味得多。

我把这意思老实对后父说了，他淡然地说：“你读这种书还太早。不过你不要忘掉这本书呀……”有时他和我同坐很久，他一句话也不说，咳嗽着，不断地吐着烟雾。他的漂亮的眼里燃着惊人的火。我悄悄凝视着他，使我忘记了这个正在如此忠诚、简单、毫无怨尤地死亡着的人，从前曾经亲近过我的母亲，侮辱过她。我听说他现在同一个女裁缝同居，想到她，觉得迷惘而且哀怜。她抱着这么长大的骷髅，同这么发着臭烂气味的嘴巴亲嘴，为什么不厌恶呢？同“好事情”一样，这位后父也常常无意泄漏出一些真心话来：“我爱猎狗，猎狗很傻，我却挺爱，它们挺美。美的女人也往往挺傻的……”我不无骄傲地想：“你哪会知道，女人当中还有玛尔戈王后呀。”

“一切人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呆久了，脸也会变成一个样。”

一次他说了这句话，我把它抄在本子里了。

我期望这种警句，好象期望礼物。在这屋子里，每个人都说着枯燥无味的已僵化成陈腐滥调的话。我一听到不平凡的话，耳朵就觉得舒服。

后父从不对我说到母亲，连她的名字也不提起，这一点我很喜欢，而且对他起了一种虽不能说是尊敬，但也近乎尊敬的感情。

有一次，我问他关于上帝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问的是什么了，他向我瞥了一眼，很平静地说：“不知道，我是不相信上帝的。”

我记起了西塔诺夫，把他的事告诉了他。后父注意听着，还是那么平静地说：“他会论断，可是论断的人总还是有信仰的……我——就是不信。”

“难道这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你瞧我就不信……”

他快要死了——在我的眼里，只觉到这一点。我并不会可怜他，但是对于一个垂死的人，对于死的秘密，我第一次感到尖锐的纯真的兴趣。

一个人坐在这里，他的膝头触着我，他在发烧，在想。他深信地把人们按自己的看法分成类。他说着一切，好象有权审判和判决一般。在他身上，有一种我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暗示着我所不需要的东西。他是无比复杂的人，有着无穷的思想。不管我怎样对待他，他永是我身上的一部分，在我的身上什么地方生活着。我想到他，他的灵魂的影子就映在我的心灵里。到明天，他会完全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藏在他脑中心中的，我觉得，我能从他的美丽的眼睛里看到的东西，都会一概消失。等他一死，把我和世界连系着的一条活的线索就会断了，剩下的就只有回忆。然而这回忆完全留在我的心中，永远是局限在我心中，永远不变；而活的变化着的，是会消逝的……但这是思想。在思想后面，又有一种产生思想、培育思想、说不出的东西，公然强迫人去研究各种生活现象，要求对每一个现象，回答——为什么？

“你知道，不久我会躺倒的，”有一个雨天，后父说。“我衰弱得要命，什么事也不想做……”第二天，晚上喝茶的时候，他很用心地拭去桌上膝上的面包渣子，从自己身上拭去一种眼睛瞧不见的东西。老主妇怀疑地瞧着他，偷偷对媳妇说：“你瞧，他在自己身上抓抓拭拭，弄得多干净……”过了两天，他不来上工了。老主妇拿一个很大的白信封给我说：“这是昨天中午一个女人送来的，我忘记了交给你。很可爱的女人，她有什么事来找你，这我就不知道了，真的。”

医院用笺，写着挺大的字：

请抽暇来看我。医院。叶·马。

第二天早上，医院病房后父的病床边上。他的身体比床长，两只胡乱套着灰袜子的脚搁在床栏外，一对美丽的眼睛模糊地望望黄墙头，落在我的脸上，又落在一位坐在床头凳子上的女子的小手上，她两手搁在他枕头上。后父张开嘴，半边脸在她手上挨擦着。女子穿着一件素净的深色连衣裙，胖胖的蛋圆形的脸上挂着泪水，湿润的碧眼一动不动凝视着后父的脸、瘦削的骨骼、尖而大的鼻子、发黑的嘴唇。

“应该去叫个神父来，”她低声说。“可是他不答应……什么也不懂得……”她从枕上收回两手，放在胸口，好象在做祷告。

后父苏醒过来了一会儿，望着天花板，好象想起什么，严肃地皱着眉头，后来把细瘦的手伸到我身边：“是您吗？谢谢您。您瞧……我难过得很……”说了这话，又疲乏了，他合上眼。我摸了摸他的发紫的长指甲的手指。女子轻轻地请求：“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请答应我。”

“你们认识认识吧。”他用眼望着她对我说。“挺好的人……”他不作声了，嘴越张越大，忽然，象乌鸦似的叫了一声，身子在床上动起来，他推开被头，赤裸的两手在身边摸索。女子把脸埋在揉皱的枕上大声哭泣。

后父很快地死了。一死，脸色就变得好看了。

医院里出来。她象病人似地踉跄着、哀哭着。她一只手里把一块手帕捏成一团，交替着拿到脸上拭拭右眼，又拭拭左眼。她越来越紧地把手帕捏着，凝视着，好象这是顶贵重的最后的东西。

忽然她停下来，倚着我责备地说：

“连冬天也没有活到……唉，我的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说着，向我伸出泪湿的手：

“再见吧。他非常称赞你。明天落葬。”

“送您到府上吗？”

她向四下一望：

“不用了，现在是白天，不是晚上。”

我在巷子拐角处望着她的背影。她慢腾腾地走着，好象没有要事的人。

这是八月，树叶子已经开始黄落了。

我没有工夫去给后父送葬，从此，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女子……

第十七章

每天早晨六点钟，我到市场去上工，在那边遇上几个有趣的人：木匠奥西普，灰白头发的老头子，很象尼古拉圣徒，是一个灵巧的工人，幽默家；瓦匠叶菲穆什卡，是个驼子；笃信宗教的石匠彼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也有点象哪一位圣徒；泥灰匠格里戈里·希什林，他长着亚麻色的长胡子，是一个碧眼的美男子，脸色温文而和气。

我第二次在绘图师家的时期，已经认识了这些朋友。每星期天他们到厨房里来，认真地，俨然地，愉快地谈论着使我感觉很新奇的有趣的话。当时，我觉得这一批庄重的汉子全是十足的好人，每个人都有一种有趣的地方，同库纳维诺那班凶恶的、偷偷摸摸的和酗酒的小市民完全不同。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泥灰匠希什林，我甚至要求跟他去当泥灰匠，但他用白白的手指搔搔金色的眉毛，委婉地拒绝了我：“你还太早，我们这项手艺也并不容易，等一两年再说吧……”随后，他抬起好看的脑袋问：“或许你生活得不好吧？唔，没有关系，忍耐点，好好儿克制自己，一定可以忍受祝”我不知道这个善良的忠告对我有什么用处，但我很感激地记住了。

现在，每星期天早上他们也到主人家里来，在厨房桌子边团团坐着，一边等主人出来，一边谈着有趣的闲话。主人同他们热闹地快活地打着招呼，握着他们结实的手，在桌子的上手坐下。桌子上摆着算盘和一叠叠的钞票。他们也把自己的账单和皱襞的工账簿放在桌上——开始算一星期的工帐。

主人打闹着，说俏皮话，拚命想克扣他们，他们也想算计主人，有时候大声争吵，但多半是大家笑开了：“亲爱的，你简直是天生的滑头。”大家对主人说。

他赧然地笑着回答：

“唔，你们，老狐狸，也够油的。”

“有什么法子呢，朋友？”叶菲穆什卡承认了。面目岸然的彼得说：“只能靠偷来的过日子，挣来的都敬上帝和沙皇了……”“那我也要榨你们一点。”主人笑了。

他们也和善地支持他：

“要行窃吗？”

“要诈骗吗？”

格里戈里·希什林两手把蓬松的长须按在胸上，用唱歌一样的声音向大伙儿请求：“兄弟们，公事应当公办，不要骗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多么愉快，多么太平，对吗，亲爱的人们？”

他的碧眼阴沉起来，发潮了。这时候，他显得出奇的善良。他的请求似乎多少把大家窘住了，大家赧然地转过身去背向着他。

“乡下佬还有什么大骗术呀，”风采奕奕的奥西普，怜悯乡下人似地叹了一口气。

黝黑的石匠，驼着背伏在桌沿上，深沉地说：“罪恶象泥塘，走得越远陷得越深。”

主人应着他们的腔调，喃喃地说：

“我吗？别人怎么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他……”这样议论之后，他们又打算着互相欺骗，算好了账，紧张得汗气涔涔的，好象很疲倦，邀请主人一起到吃食店喝茶去了。

我在市场里的工作，就是监督这班人，防备他们偷盗钉子、砖头、木板之类的东西。他们在主人的工程以外，都有自己的私活儿，所以每个人都想从我身边偷摸些什么。

他们很和善地接待我。希什林说：

“你还记得想给我当徒弟的事吗？可是，现在，你瞧，你阔了，站在我们头顶当监工啦。”

“对罗，对罗，”奥西普俏皮地说。“好好监视，好好管理，但愿上帝帮助你。”

彼得挺不高兴地说：

“派了只小白鹤来管老耗子……”

这个职务使我为难，我在这些人面前很害臊。在我眼中，他们都知道一种特别的、很好的、除了他们之外别人所不了解的事情。但我却必须把他们当小偷儿、扒手似的管祝开头，同他们一起很不好过。奥西普很快就看出来了，有一天，他单独对我说：“年轻人，你老板着脸是没有用的，懂吗？”

我当然什么也没有明白，但感到这老头子知道我的地位的为难，于是我很快就同他成了知己。

他把我拉到静僻的地方教我：

“你要知道，我就告诉你。我们当中，主要的偷儿是石匠彼得。那家伙养活一大家子人，贪心得很，你要留心他。他决不挑拣，什么东西都要，一磅钉子，十块砖头，一袋石灰，什么都要。人是好人，爱拜神，念头着实，识字，可是顶喜欢偷东西。叶菲穆什卡过活象女人，很温和，对你无害。他也是聪明人，驼子无傻瓜。至于格里戈里·希什林，他有点傻，不但决不拿别人的东西，连自己的也会给人。他老做没用的事，谁都可以骗他，自己却不会骗人。办事不动脑筋……”“他，人好吗？”

奥西普望着我，好象远望似的，说出值得记住的话：“是的，是一个好人。懒鬼做好人最容易，做好人，小伙子，做好人用不着聪明……”“那么，你自己呢？”我问奥西普，他冷笑着回答：“我好象姑娘，会变老婆子，那时候再讲自己，你等着吧。

不过你可以动动脑筋，你找找看：真正的我是藏在什么地方？

好，你找吧。”

他完全推翻了我对他和对他朋友的想法，我很难怀疑他讲话的真实性。我看见，叶菲穆什卡、彼得、格里戈里都承认这位品格很好的老头儿，他比他们聪明，天底下的事他都知道。他们什么事情都同他商量，注意听从他的劝告，对他很尊敬。

“对不起，你给我出个主意，”他们这样请求他。但当问题谈完，奥西普走开之后，石匠就偷偷对格里戈里说：“邪教徒啦。”

格里戈里冷笑着补充：

“小丑。”

泥灰匠亲切地警告我：

“你当心那个老头儿呀，马克西莫维奇，只消一会儿，你就会上他的当。这个坏老头，可恶极啦。”

我完全弄得莫名其妙。

我觉得石匠彼得是第一个正直虔敬的人，他一切都说得简单切实，他的思想动不动停在上帝、地狱和死的上边。

“喂，大伙儿，尽管你怎样努力，尽管你有什么希望，棺材和坟墓总是逃不过的。”

他常常闹肚痛，有时候整天不能吃东西，连一小片面包都会使他痛得抽搐起来和剧烈地呕吐。

驼子叶菲穆什卡也象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可是他常常有点滑稽，有时候他象一个白痴甚至疯子，或是一个温和的傻瓜。他常常一个又一个地爱上各式各样的女子，对于一切女人都用同样的断语：“干脆说，那不是一个女子，是一朵涂上奶油的鲜花，真的。”

当库纳维诺那些活泼嘈杂的小市民家的女人来铺子里洗擦地板时，叶菲穆什卡就从屋顶上爬下来，站在一边的屋角里，眯细着灰色的灵活的眼睛，把大嘴巴扯到耳朵边，发出猫叫的声音：“好一个健壮的姑娘，上帝把她给我送来了，我多么开心呀。唔，真正是涂上奶油的鲜花，命运神送这礼品来，叫我怎样道谢才好呢？见了这样的美人，我真是活活地烧起来了。”

开头女人们讥笑他，互相叫嚷：

“瞧呀，这驼子软了，真要命。”

瓦匠受了讥笑，全不在乎。他的高颧骨的脸变得惺松欲睡，说话也变得象梦呓，从他嘴里流出来的甜蜜的话，好象一股美酒的流泉，渐渐把女人们醉倒。有一个年长一点的，吃惊地对女伴们说：“你们听吧，那个汉子在发魔了，象个小伙子一样。”

“象鸟儿叫一样……”

“也象教堂门口的叫化子，”倔强的女人却不肯服输。

但叶菲穆什卡并不象叫化子；他站得挺结实，象一棵粗矮的木头，他的声调越来越带挑逗性，说的话也变得惑人动听，女人们默默地听着。他好象真的被柔和甜蜜的话语融化了。

结果，在打尖或是歇午以后，他就笨重地晃着粗硬的脑袋，惊叹地对同伴们说：“啊，滋味不坏，可爱的小娘儿们，出世以来还是第一次碰到。”

叶菲穆什卡谈到自己的成功时，跟别人不同，他不吹牛，也不嗤笑被征服的女人，只是满心高兴地，感谢地叹息。那时候，他的灰色眼睛睁得特别大。

奥西普摇头叹气：

“啊，你总改不了。你到底多大年纪了？”

“我的年纪——四十四。年纪没有关系。今天我就年轻了五岁，好象在生命的河里洗了一次澡，全身结实了，心里也安静了，不。世上可真有好女人哪，嗯？”

石匠严厉地对他说：

“过了五十岁，你瞧，你那淫荡的习气会叫你吃苦头的。”

“你真不要脸，叶菲穆什卡，”格里戈里·希什林叹着气说。我却觉得美男子是在嫉妒驼子的运气。

奥西普的眼睛从鬈曲的银眉下望着大家，说出有趣的话：“每个玛什卡都有自己的爱好，这个爱茶杯、汤匙，那个爱胸饰、耳环。而且个个玛什卡都要变成老婆婆……”希什林是有老婆的，不过老婆在乡下。他也留意洗地板的女人，她们都是容易亲近的女子，每个人都做“私门生意”。在贫民窟里，这种行业同别的行业一样，不算一回事。

可是美男子从来不碰女人，只是远远地望她们，眼色很奇怪，好象自怜，又好象在哀怜那些女人。有时她们倒反来戏弄他，撩拨他，他就赧然地笑笑，走开了。

“去你们的吧……”

“怎么？你这个怪人，”叶菲穆什卡奇怪了。“难道可以放弃机会……”“我有老婆呢，”格里戈里提醒说。

“老婆哪会知道呀？”

“若是不老实过活，老婆会知道的，兄弟，她是瞒不过的。”

“怎么会知道呢？”

“这我不知道。不过她如果自己规矩，就一定会知道；若是我自己规矩，老婆不规矩，我就会知道。”

“怎么会知道？”叶菲穆什卡大声问。格里戈里安静地重复说：“这个我不知道。”

瓦匠忿然地把双手一摊说：

“看吧。规矩，不知道。……唔，你这个脑袋瓜子呀。”

希什林手下有七个工人，他们对他都很随便，都不把他当老板看待，背后还叫他“牛犊”。希什林到工地来，看见他们在躲懒，便拿起托板和铁锹，象演戏似的，自己动手做工，而且很亲切地喊：“大家好好儿干呀。”

有一天，我执行主人气愤的嘱咐，对格里戈里说：“你手下这班工人不行……”他好象吃惊地说：“是吗？”

“那些活儿，应该昨天上午做完的，可是他们今天还做不完……”“这是对的，还做不完，”他同意了；沉默了一会，又悄悄地说：“当然，我也明白，可是也不好意思催促他们，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人，和我同一个村子，叫我没有法子。上帝处罚人——‘你必汗流满面才得餬口’，你我都是受罚的。不过你我比他们做得少，再催促他们也说不过去……”他喜欢冥想，有时候在市场空旷的街道上走着，忽然在环形运河的桥上站下，倚在桥栏边好久好久，望望水，望望天，又望望奥卡河的对岸。遇上这种情形时，问他：“你在干什么？”

“什么？”他醒过来了，窘迫地笑笑。“不干什么……在这儿呆会儿，望望……”“老弟，真好，上帝把一切东西都安排得顺顺调调的，”他常这样说。“天空，大地，河水流着，轮船走着，乘上轮船，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梁赞，雷宾斯克，彼尔姆，阿斯特拉罕都可以去。我去过梁赞，那小城还好，很清静，比尼日尼还清静。我们尼日尼很不坏，很热闹。阿斯特拉罕也很清静。阿斯特拉罕主要是加尔梅克人很多，我不喜欢这个。莫尔德瓦人，刚才说的加尔梅克人，波斯人，德国人，任何民族的人，我都不喜欢……”他慢腾腾地说着，谨慎地寻找有同样思想的人，同意他的，总是石匠彼得。

“他们不是民族，他们是邪族，”彼得肯定而且气鼓鼓地说。“他们出生时躲过了基督，走路也躲过了基督……”格里戈里活跃起来，脸上放出光彩：“不管怎样，兄弟，我总是喜欢眼睛长得老老实实的纯粹的民族，俄国人。我也不喜欢犹太人，我不知道上帝干吗要造那么多的民族，这件事安排得太深奥了……”石匠阴沉着脸补充说：“深奥，可是多余的东西实在不少。……”奥西普听了他们的话，就插嘴恶毒地讥笑：“多余的东西的确不少，现在你们讲的这种话，也完全多余。唔，你们搞宗派，该把你们揍一顿。”

奥西普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到底同意什么，反对什么，是不大弄得清楚的。有时我觉得，他毫无所谓地对一切人都同意，对他们的全部思想都同意。但最常见的是他讨厌一切人，他也老把别人当傻子。他对彼得、格里戈里、叶菲穆什卡说：“呸，你们这些小猪猡……”他们笑，并不十分高兴，而且也并不想笑，可是他们还是笑了。

主人每天给我五戈比买面包，不够吃，有点肚饿。工人们见了就拉我去吃早饭和夜饭。有时候，工头们也邀我到吃食店喝茶，我高兴地答应了，我喜欢坐在他们中间听那些缓慢的谈论和奇怪的故事。我熟悉宗教书，很使他们满意。

“你装饱了一肚子书，把胃袋绷得紧紧的，”奥西普睁着浅蓝色的眼睛向我凝视。他的神情很难捉摸，眼球永远象在融化。

“你要好好儿守住，再多积蓄些，将来有用的；等你长大了，可以当修道士，口头上安慰人们，要不然，就当大富翁……”“当传道师吧，”石匠不知什么缘故，用懊丧的口气替他改正。

“什么？”奥西普问。

“应该说传道师，你该明白，耳朵又不聋……”“好，就是传道师，就当个传道师去同异教徒辩论，要不然就改信异教——这也是挣面包吃的法子。只要聪明，异教也可以挣饭吃……”格里戈里害羞地笑。彼得从胡子里发出话声来：“魔法师也过得不坏，还有各种无神论者……”但是奥西普马上反驳：“魔法师没有学问，学问不受魔法师欢迎……”接着便对我说：“留心听着：我的家乡里有一个穷光蛋，叫图什卡，是一个精瘦的无聊汉子。他跑东跑西，象一根鸡毛被风吹来吹去地过日子。他既不会做工，又闲不祝这家伙因为没有地方好呆，有一天决心出去朝山，整整出去了两年，流浪完了突然回来，模样儿完全不同了。头发披到肩胛上，头上戴顶三角帽，穿着粗布的红道袍。眼睛象鲈鱼一样向大伙儿瞄着，反复地说：悔改吧，罪人们。人们当然要悔改，尤其是女人家，于是事情顺利起来了，图什卡既酒醉饭饱，又有无数的女人玩……”石匠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事情在于酒醉饭饱吗？”

“要不然，是什么？”

“在于传道呀。”

“他传什么道，我没有留心过，不过我的话还说不完呢。”

“你说的就是那个图什尼科夫·德米特里·瓦西里伊奇吗？那人我们很熟，”彼得抱屈地说。但格里戈里低着头不出声，瞧着自己的茶杯。

“我不跟你争论，”奥西普口气缓和地声明。“我只是跟马克西莫维奇谈谈挣饭吃的路子……”“有些路子，会使人到牢狱去……”“这事也不少呀。”奥西普同意了。“并不是走每一条路子都可以做修道士的，必须知道在什么地方拐弯……”他有一种脾气，常常爱逗弄泥灰匠和石匠，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也许他讨厌他们，但是他隐蔽得挺巧妙，他对人的态度，是不可捉摸的。

他对叶菲穆什卡似乎和善亲密些。瓦匠对于上帝、真理、宗派、人生痛苦之类的谈话，从不插嘴，而这些谈话，正是他和同伴所爱好的。他横坐在椅子上，使椅背碰不着他的驼背，不动声色地一杯又一杯地喝茶，但有时忽然警惕起来，向烟气腾腾的屋子里扫了一眼，听一听分辨不清的谈话，跳了起来，马上溜走了。原来叶菲穆什卡的债主进来了。他有十多个债主，其中一些还打过他，因此他躲开去，免得招事。

“他们这些怪家伙还发怒，”他不了解地说。“有了钱，岂有不还之理。”

“唉，这棵苦命的枯树……”奥西普瞧着他的背影说。

有时候，叶菲穆什卡坐着长久地冥想，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高颧骨的脸带着温和的表情，和善的眼睛越显得和善了。

“你在想什么？”人家问他。

“我正在想，我要是有钱，我要同真正的太太，贵族太太结婚。真的，比方那位上校的闺女，我同她结了婚，一定对她很好。在这种女人身边过活，会融化的……这没有什么稀奇，兄弟，我到上校的别墅里修过屋顶……”“是的，我们听人说过，那位上校家里有一位守寡的闺女。”彼得面色憎厌地打断他。

可是叶菲穆什卡双手在膝上磨擦着，摇摆着身子，驼背一耸一耸的，又说了下去：“有时，她走到花园里来，长得那么白，那么美，从屋顶上望下去，觉得太阳简直算不得什么，干什么要白昼？要是能够变成一只鸽子，飞到她脚底下。真正是一朵涂了奶油的天蓝色的鲜花。同这种女人在一起，哪怕一辈子都是黑夜也行。”

“那你们吃什么？”彼得粗声问。但叶菲穆什卡全不在意：“啊，上帝呀。”他叹息。“我们需要的不多啊，何况她有的是钱……”奥西普笑了：“叶菲穆什卡，你这个放荡鬼，什么时候才把命搭进去啊？”

叶菲穆什卡除了女人什么都不谈，他做工匠，活儿做得不怎么样。有时候他做得又好又快，有时候不顺手，就拿着木棰子在梁上懒懒地乱敲，结果弄了很多裂缝。他的身上永远发出一股牛油和鱼油的气味，但也有一种他所特有的健康好闻的气味，好象刚砍下的树木。

同木匠谈话，谈什么都有趣，虽然有趣却使人不快。他的话老是激动人的心坎，而且你不会明白，他哪句是当真，哪句是玩笑。

同格里戈里最好是谈上帝，他喜欢谈而且信心很坚定。

“格里沙，”我问他。“你可知道有些人不信上帝？”

他泰然地笑笑：

“怎么？”

“他们说，没有上帝。”

“啊，是埃这个我知道。”

于是他用手拂去并不存在的苍蝇，说：

“你记得吗，大卫王说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可见从古以来，愚人们早说过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什么事全做不成啦……”奥西普好象同意他：“对啦，你叫彼得没有了上帝，他准叫你见阎王的。”

希什林漂亮的脸变严肃了，用指甲里嵌着干石灰的手指捋着胡子，神秘地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良心和一切精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罪恶呢？”

“罪恶是从肉体，从魔鬼那里来的。罪恶好象麻点，是从外面加上去的，就是这样。多想罪恶的人犯罪最厉害，不想罪恶就不会犯罪。想罪恶的——是魔鬼，是肉体的主人，他唆使人去犯罪……”石匠提出异议：“这话有点不对……”“对的。上帝没有罪恶，而人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形象’——就是肉体，会犯罪，但样式不会犯罪，它是同上帝一模一样的，是人的精神……”他得意地笑笑，但彼得咕噜着：“这话，似乎有点不大对……”“那么，依你看怎样呢？”奥西普问石匠。“不犯罪不能悔改，不悔改不能得救吗？”

“这意思可靠一点。我听老年人说过：忘记了魔鬼，也就不爱上帝了……”希什林不会喝酒，喝两杯就醉；一醉他的脸就会发红，眼睛就会象小孩的眼睛，说话的声音就会象唱歌一样。

“兄弟，一切都很好。生活得好，工作不累，肚子吃得饱饱的，谢谢上帝，安排得真好。”

他哭了，眼泪落在胡子上，丝线似的须毛上发出玻璃珠一样的光。

他常常满口赞美生活，还有他的跟玻璃珠一样的眼泪，都使我不愉快。我的外祖母也赞美生活，但她要切实得多，明白得多，不这样固执。

这一切谈论，使我经常感到紧张，引起我隐隐的不安。我已经读过不少写平民的小说，看出实际上的平民和书本中的平民有许多显著的不同。在书中，一切平民都是不幸的，不管善良的，凶恶的，说话都比实际的平民少，思想也贫弱。书中的平民不大讲到上帝、宗派、宗教，主要的只讲着政府、土地、真理、生活的痛苦。他们也不大讲女人，讲起来也不大粗鲁，要亲切得多，可是活的平民，女人是他们的玩物，而且是危险的玩物，对于女人是须要常常玩些花招的，要不然，就会反而被女人捉弄，一辈子倒楣。书中的平民不是坏蛋就是好人，但他们永远只是活在书里。活的平民，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蛋，他们都是出奇的有味。活的平民，不管他们倾筐倒箩都说出来，总好象有一点什么留在自己心里，而这留下来的，正是他们为自己用的，或者，说不定还是最重要的东西。

一切书中的平民，我最喜欢《木匠作坊》里的彼得。我把这本书带到市场里来，想念给我的朋友们听。我常常宿在这一班里或那一班里。有时候，因为下雨，最经常的是因为做了一天工累了，懒得回去，就宿在他们那边。

我对他们说：这里有一本讲木匠的书。这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奥西普。他从我手中拿过书去，怀疑地摇摇圣像画似的脑袋，翻了翻书页：“这简直象是写我们的。你这坏蛋。是谁写的——是贵族吗？我想准是的。贵族和当官的，什么事都能干。连上帝没想到的地方，当官的也想得到。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喂，奥西普，你不能乱说上帝呀，”彼得提醒他。

“没有关系，在上帝看来，我的话算什么呢，好象一片雪花，一点雨水落到我的秃头上，不，比这个还要小，你放心吧，你我是冒犯不到上帝的。”

他突然很兴奋地嚷着，爆出燧石冒火一样尖锐的话。这些话又好象一把剪刀，剪掉了人家向他攻袭过来的一切。这一天，他向我问了好几次：“念吗，马克西莫维奇？嗯，有道理，有道理，这个主意想得不错。”

收工后，我们到他那一班里去吃夜饭。吃过夜饭，彼得带了他的徒弟阿尔达利昂来了，希什林带来了小伙计福马。在工匠们寄宿的工房里，点着煤油灯，于是我就开始念起来。大家一动不动地静听着。念了不多一会儿，阿尔达利昂生气地说：“咳，我不要听了。”

说着就走了。第一个睡着了的是格里戈里，很怪相地张开嘴。接着木匠们也都睡着了，可是彼得、奥西普、福马三个，却挨到我身边来，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刚刚念完，奥西普马上把煤油灯吹熄，望望天上星星的方位，已经快半夜了。

彼得在暗中问：

“这本书是为什么写的？反对谁的？”

“现在该睡觉了。”奥西普说着，脱去长靴。

福马默默地躲开一旁。

彼得重复地要求着：

“我说——这是写来反对谁的呀？”

“这只有他们才知道。”奥西普吐了一句，在板床上躺倒。

“要是写来反对后母的，那就完全没有意思了，后母并不会因此变得好些，”石匠固执地说。“反对彼得吗，也没有用处。所谓因果报应就是了。杀了人就要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再没有别的。为这种犯罪写书是多余的，好象完全是多余的吧？”

奥西普不作声，于是石匠补充说：

“他们没有什么可做，就这样谈论别人的事情，跟女人晚间聚会闲扯一样。好，再见，该睡了……”他在开着的门口显出的一块蓝色的方形中站了一会儿，又问：“奥西普，你觉得怎样？”

“唔？”木匠含糊地应了一声。

“好，好，睡觉吧……”

希什林在他坐的地方侧身躺倒，福马同我一起睡在压软了的干草上。郊外的村子很寂静，远远地听见火车头的声音，铁轮的轰隆声，缓冲机的轧轧音。工房里发出各种不同的鼾声。我觉得不自在——想等他们讲出一点什么，可是一点也没有……忽然，奥西普轻轻地发出清楚的声音：“嗨，孩子们，这些话你们不能当真。你们年纪还轻，活的日子还长着哩，你们要积聚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智慧，比别人的多一倍用处，福马，睡着了吗？”

“没有，”福马高兴地应了一声。

“好啦，你们两个，都识字，读书是好的，但什么也不要相信。他们什么都可以写书，这种事情，是握在他们手里的。”

他从板床上伸下两腿，两手靠在板床沿上，向我们俯着身子继续说：“书，应当怎样去了解呢？它是专门揭发别人的隐事的。

这就是书。它说：请看吧，人是怎样的，木匠或者别的什么人，是怎样的，可是它把贵族写成了另一种人。书不是胡乱写的，它一定为某些人说话……”福马沉着地说：“彼得杀死工头是对的。”

“唔，这不行，杀人总是不对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格里戈里。可是你得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大家都不是有钱人，我今天是主人，明天又给人家当伙计……”“我不是说你，奥西普伯伯。”

“这反正是一样的……”

“你是公正的。”

“等一下，我告诉你，写那本书的目的，”奥西普打断福马带怒的话。“这目的是很狡猾的。你瞧，这里说到没有平民的贵族和没有贵族的平民。现在你看：对贵族固然不利，对平民也未见得好。结果就这样：贵族衰败了，发傻了。平民呢，得意了，酗酒，害病，受委屈。书里说什么，给贵族当奴隶要好些；贵族庇护平民，平民帮扶贵族，大家有饭吃，一切都平安无事了……这话本来不错，我也决不争辩。跟着贵族到底过得安静些。平民穷苦，对贵族没有好处，平民有钱，而且不聪明，对贵族就很好，这就是对他有利的。我很明白这个，要知道我自己在贵族底下呆了快四十年，我亲身尝过不少苦。”

我想起自杀了的马车夫彼得，关于贵族也说过同样的话，感到奥西普的思想同那恶老头子的完全一致，心里觉得很不愉快。

奥西普一只手摸了一下我的脚，又说：

“我们应该了解书本和其他文章。无论谁，都不会白干什么事的。看起来好象是胡干，这是外表。书也不是白写出来的，它是要搅昏人家头脑的。一切事，都要靠智慧去做，没有智慧，既不能用斧子砍东西，也不能打一双草鞋……”他谈了很久，躺下，忽然又跳起来，在暗夜的静寂中，轻轻地说出他的警句：“人家说贵族和平民是对立的两方，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贵族的一部分，只是在最下层。当然，贵族靠念书长见识，我靠碰壁长见识，贵族的屁股白一点，这便是全部的差别。不，年轻人，按照新方式生活的时代到来了。把书本丢开吧。让大家问问自己：我是谁？是人。那么，他是谁？他也是人。那么现在该怎样呢：上帝并不多要他七个卢布，对吗？不呀，租税方面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终于天快亮了，黎明掩没了所有的星星，奥西普对我说：“你瞧，我多么能说呀。今晚上我说的话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孩子们，你们不要相信我的话。我是因为睡不着，随便胡说的。躺着躺着就会想出些什么来消遣：‘从前有一只乌鸦，从田里飞到山中，从这个地埂飞到那个地埂，过完了自己的寿命，上帝的命令下来，乌鸦就死了，干硬了。’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好，我们睡吧，很快就该起床了……”

第十八章

跟当时的司炉雅科夫一样，现在奥西普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变得高大了，遮住了一切的人。他有些地方跟司炉非常相象，但同时又使我联想起外祖父、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所有深留在记忆中的人们，另一方面又在我的记忆里，留下自己深刻的影子，好象铜绿锈在钢钟上。可以看出，他有两种思想的系统：白天在人们中劳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清楚、平凡、事务式的，比较容易了解；休息的时候，傍晚带我到街上去访问他那开煎饼店的女朋友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思想就完全不同了。在夜间，他有一种特别的思想，好象路灯的火光一样有许多方面。这些思想很好地发着光，可是不知道哪方面是它的真面貌，而且也弄不清这些思想的哪一方面是接近奥西普，是对他最宝贵的。

他好象比我以前见过的一切人都要聪明得多。我用环行在司炉雅科夫周围的那种心情来往在他的身边——我想看透这个人，了解这个人，可是他闪动着，躲避着，总是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躲藏在什么地方呢？在他身上，哪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呢？

我记得起对我这样说过：

“你找找看：真正的我藏在什么地方？好，你找吧。”

我的自尊心受伤害了。而且他伤害了我的比自尊心更高的东西。弄明白这个老头儿，对我说来是万分必要的。

他虽然难于捉摸，但很坚定，好象即使他再活一百年，也依然是这样一个人，在不坚贞得出奇的人们中间，也能坚定地守住自己。鉴定家的坚定也使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但那是使人很难受的，而奥西普的坚定不同，他使人愉快。

人们的动摇性，强烈地映在我的眼里，他们象变戏法一样，从这个姿势变成那个姿势，对于这些打击着我的无法解释的跳跃，我已经不再惊异了，这种跳跃，使我对于人们的热切的兴趣慢慢地消失了，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地上，飞快地来了一辆破马车。

车夫台上，一个喝醉酒的满脸胡子的汉子，阴沉地坐在那里打饱噎。他没戴帽子，嘴唇被打破了。马车里面，喝醉的格里戈里·希什林摊脚摊手地躺着，他的身边一个肥胖的红脸女人，挽住了他的胳臂。这女人戴一顶缀着红带子和玻璃樱桃的草帽，一只手张一顶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把洋伞挥舞着，乱颤着身体，大声地笑嚷：“真见鬼。市场没有开幕，还休息着，可是他们带了我来。

……”

格里戈里的神情萎靡不堪，衣服很皱。他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向看着他的我们诉苦：“跪在地上告诉你们，我犯了大罪了。我想了一想，就犯下了罪——弄成这副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确实这样说，可是，诸位，饶恕我吧。我给你们大家请客。他说得对：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玩吧……”女人大声笑着，双脚乱跺，跺掉了套鞋，车夫却沉着脸叫：“快上来，开车啦。你们这些大嗓门，咱们走吧，马站不住啦。”

这是一匹衰老的劣马，满身大汗，跟埋在地里一样站在那儿，所有这一切凑在一起，显得十分可笑。格里戈里的徒弟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打扮起来的女人和傻头傻脑的车夫，哄然地笑着。

只有福马一个人没有笑，他同我并立在铺子门口，低声说：“这猪猡发疯了……家里有老婆，挺漂亮的娘们。”

车夫连连催促着要走，女的从马车上下来，抱格里戈里上车，把他放在自己脚边，摇着伞叫：“走吧。”

徒弟们善意地拿工头开玩笑，羡慕他，后来福马喝了一声，大家又做起工来。看来福马见了格里戈里的丑态，心里很难过。

“这也叫做工头。”他咕噜着。“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快回乡下去了……熬不住啦……”我替格里戈里难受，他和那个带着玻璃樱桃草帽的女子在一起，实在荒唐。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当工头，而福马却当伙计呢？

福马是个强壮、白净、鬈发的青年，圆脸，鹰鼻子，聪明的灰色眼，不象一个平民，要是好好打扮起来，简直是个公子哥儿。他阴沉，不爱开口，一说话就很认真。因为他识字，替工头掌会计，计算开支，善于督促同伴好好做工，但自己做起工来总是不大愿意的样子。

“全部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他沉静地说。关于书，他轻蔑地说：“什么都可以印出来的，随便什么，我都能给你杜撰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呀……”但他对一切事都很留心，若是他对什么感到兴趣，就寻根究底地问。他总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一切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你可以去当工头，他懒懒地说：“要是一下子能挣十万儿八千也罢了……为了挣一点点小钱管一大伙人，去找这种麻烦可没有意思。我还是等有机会到奥兰基进修道院去。我脸蛋儿漂亮，又有劲，说不定会被一个寡妇老板娘爱上。世界上常有这样的事——谢尔加茨城有一个小伙子，两年工夫碰上了运气，在这个城里讨了一个老婆，还是个姑娘。他给人家送圣像去，被那女的爱上了……”这是他预先想好的。他知道许多这类在修道院出家，结果轻易走上幸运之路的故事。我不爱他的故事，也不爱他那种想法，但我不怀疑他将来会进修道院。

后来市场开幕了，大家意想不到的，福马却进吃食店当了跑堂。我虽不能说他的同伙们认为奇怪，但从此大家都拿他开玩笑，休息天出去喝茶的时候，大家玩笑着说：“走，找我们跑堂的去吧。”

到了吃食店里，就装作客人的声气，叫：“喂，跑堂的。鬈发的，过来。”

他跑过来，略抬起头来问：

“用点什么呢？”

“不认得老朋友了吗？”

“没工夫，忙得很……”

福马知道同伙们轻视他，想拿他开玩笑，他用等待的眼色向他们枯燥地望着，脸上毫无表情，好象在说：“喂，快点，开玩笑吗……”“要小账吗？”他们问，故意用手指在钱袋里掏摸了半天，结果是一个戈比也不拿出来就走了。

我问福马，他不是本来打算到修道院去的吗？为什么当了跑堂？

“我没打算当修道士，”他回答。“当跑堂也只是暂时的……”过了约莫四年，我在察里津遇到他，还是在吃食店里当跑堂。后来在报上见到，他因偷盗未遂案被捕了。

特别使我震惊的，是石匠阿尔达利昂的经历，他在彼得一伙中是年纪最大的，也是最能干的工人。这位四十岁的黑胡子的快活的人，也使我抱同样的怀疑——为什么他不当工头，却叫彼得当？他不常喝酒，几乎没有喝醉过，做工很有本领，也喜欢自己的工作。砖头在他的手里，就跟红鸽子一样飞着。害病的、脸色阴沉的彼得跟他比起来，简直是一伙中无用的废物。关于工作，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替人家盖砖头房子，替自己造木头棺材……”阿尔达利昂常常精神十足，一边砌着砖头，一边喊：“喂，大家使点劲呀，看在上帝分上。”

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去，因为他的一个姐夫在那里包下了一件造教堂的大工程，要他去当监工。

“我已经决定去，我喜欢造教堂，”说着，他又向我提出：“你同我一起去好吗？老弟，在西伯利亚，识字的人很有用处，到了那边，识字是个法宝。”

我答应了，他就得胜地喊：

“好极了。这是认真的，不是说着玩……”他对待彼得和格里戈里象大人对孩子一样，带着善意的嘲笑，他对奥西普说：“大家都是吹牛的家伙，老想互相夸耀自己的聪明，好象在那儿玩牌，一个说我的牌如何如何，另一个说：看呀，我的牌都是王牌。”

奥西普含糊地说：

“有什么办法？吹牛是人的脾气，娘儿们不是都挺着奶子走路吗……”“大家都唉声叹气地叫着上帝……可是暗中都在那儿攒钱。”阿尔达利昂不肯甘休。

“可是格里沙攒不起来……”

“我是说我的那个当头的，我真想跑到森林旷野里去……哼，在这儿实在呆腻味了。到了春天，我要上西伯利亚去……”工人们羡慕阿尔达利昂说：“我们要是有象你姐夫那样的靠山，也不会害怕到西伯利亚去了……”阿尔达利昂忽然不见了，星期天他跑出了自己队伙的工房，约有三天，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大家不安地推测着：

“莫非被人杀死了？”

“要不就是游水淹死了？”

不料叶菲穆什卡跑回来，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说：“阿尔达利昂在外面鬼混哪。”

“胡说。”彼得不相信地喊叫了一声。

“他鬼混，喝酒，象干燥的谷仓从内部发了火，仿佛他可爱的老婆死了……”“他是单身汉。他在哪里？”

彼得怒冲冲地跑去救阿尔达利昂，却挨了他的打回来。

于是奥西普把嘴唇紧紧一咬，两手深深插进衣袋里，说：“我去瞧瞧——到底怎么一回事？他是个很好的人……”我跟他去了。

“你看，他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说。“似乎一切都挺好，忽然露出了尾巴，荒唐起来啦。马克西莫维奇，你留意，要记住这个教训……”我们走到“库纳维诺游乐村”的一家下等窑子里，走出来一个强盗婆似的老婆子，奥西普跟她咬了一下耳朵，她带我们到一间空洞的小屋子里，又暗又脏，象个关一匹马的马圈。一张小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女子；老婆子用拳头推了一下她的腰，说：“出去。嗨，姐儿，出去。”

女子惊跳起来，用手掌擦了擦脸问：

“天哪，这是谁？做什么？”

“侦查来啦，”奥西普凶凶地说。女子哎呀了一声跑掉了，他向她背影呸了一口，向我解释：“她们怕侦查，比怕鬼还厉害……”老婆子摘下墙上的一面小镜子，把壁纸揭起了一点。

“瞧吧——是这个吗？”

奥西普从墙上的缝里望进去：

“正是他。你叫女的出去……”

我也从缝里张望了一下：那边同我们这里一样，是一间狭小的狗窝，窗子关着，窗龛上放着一只洋铁的煤油灯。灯边一个斜白眼的鞑靼女子，脱得精光地在那儿缝褂子。她的背后，一张床上，阿尔达利昂肿起的脸高高地枕在两个枕头上，翘着蓬乱的黑须，鞑靼女子抖索了一下，披上褂子走过床边，突然出现在我们这个房间里。

奥西普见着她，又呸了一口：

“呸，不要脸的。”

“你自己是傻老头子呀，”她笑着回答。

奥西普也笑了，用手指威吓她。

我们跑进鞑靼女子的屋子里，老头儿坐在阿尔达利昂脚边的床沿上，叫了他好久都没能把他叫醒，对方只咕噜了几声：“好吧，好吧……等一下我们就走……”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惊奇地瞧瞧奥西普和我，又把发红的眼闭住，呻吟地说：“唔，唔……”“你怎么回事？”奥西普平静地说，并不责备，只是有点不快。

“我昏了头，”阿尔达利昂咳嗽着，发出沙哑的声音，解释说。

“干吗这样……”

“不干吗呀……”

“似乎有点不妥当……”

“有什么好的……”

阿尔达利昂拿起桌上一只已经打开的伏特加酒瓶，捧着喝起来。之后，请奥西普：“喝点吗？这儿该有下酒的东西……”老头儿把酒倒在自己嘴里，咽下去，皱一皱脸，开始注意地嚼一片面包，昏迷的阿尔达利昂便没劲地说：“看呀，同鞑靼女子搅上了，这都是——因为叶菲穆什卡的缘故。他说：鞑靼女子，挺年轻，从卡西莫夫城来的孤儿，来做买卖的。”

从墙洞口发出不流利的但是快活的声音：“鞑靼女子——顶顶好，象一只小母鸡。把他赶出去吧，他不是你的爸爸……”“就是那个女子。”阿尔达利昂喃喃着，很笨拙地向墙洞边望去。

“我见过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昂回头向着我：

“兄弟，我弄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奥西普马上会责备阿尔达利昂，把他教训一顿，而他就会难为情地懊悔，可是这样的形势一点也没有。他们并肩坐着，安静地交换着简单的谈话。看见他们在这样黑暗肮脏的狗窝里，真受不了。鞑靼女子从墙洞口说着可笑的话，但他们不去听她，奥西普从枱子上拿了一条贵鱼干，在靴子上磕打了一下，用心剥起皮来，他问：“钱花光了吗？”

“彼得还欠我的……”

“嗨，你还恢复得过来吗？现在该到托木斯克去了……”“到了托木斯克又怎样……”“莫非你变卦了？”

“如果是外人叫去就好了。”

“为什么？”

“那是姐姐和姐夫……”

“那又怎么样？”

“对自己亲戚去低头，不大有味……”

“无论在哪里，都一样要低头。”

“毕竟不一样……”

他们谈得那样亲切、认真，以致鞑靼女子也不再逗弄他们了，她走进屋子里来，默默地从墙上拿了衣服，跑出去了。

“很年轻啦，”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昂向他瞧了一眼，并不懊丧地说：“都是叶菲穆什卡那个捣蛋鬼，他除了女人什么都不知道……那个鞑靼女子，很有趣，傻里傻气的……”“当心——不要着了迷，”奥西普警告他，嚼完了鱼干，就向他道别。

归途中，我问奥西普：

“你干吗要去找他？”

“瞧瞧他呀，熟人嘛。这种事情，我见过很多。有些人，活着活着，忽然荒唐起来。”他把以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喝酒就得小心。”

可是过了一分钟，他又说：

“没有那个，也寂寞。”

“没有酒吗？”

“唔，对啦。喝了酒，就好象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阿尔达利昂终于没有摆脱出来，过了五六天，他上工来了，但很快又不见了。到春天我碰见他，他已沦落成流浪人，正在码头上给木船敲冰。我们两个人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吃食店去喝茶。他一边喝，一边夸耀说：“你记得，我是一个怎样的手艺人？老实说，我做起工来，是本行的能手。挣几百卢布也不算一回事……”“可是你没有挣到呀。”

“没有挣到。”他昂然大声说。“我厌了。”

他大吹牛皮，吃食店里的客人都在注意地听他瞎吹。

“你还记得，那个善心贼彼得不是说过吗？咱们替人家盖砖头房子，替自己造木头棺材，看呀，这就是全部工作。”

我说：

“彼得有病，他怕死。”

但阿尔达利昂喊叫起来：

“我也有病呀，也许我的心脏位置有点不正。”

星期天我常到城外百万街去，那里是流浪人的集合地，我瞧见阿尔达利昂如何急转直下变成一条“江湖汉子”。在一年以前还是快活严正的阿尔达利昂，现在好象变得脾气急躁，学到一种很奇怪的摇摇晃晃的步法，用旁若无人的态度斜睨着人，好象要同人家吵架的样子，而且老是自豪地说：“你瞧，人们怎样看待我，我在这儿象个头领呀。”

他毫不吝惜地挥霍挣来的钱，请流浪人吃东西，吵架的时候，他帮助弱者，而且常常这样说：“伙计们，这是不正派的。行为必须正派。”

因此他就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正派人”。他对这绰号很满意。

我很热心地观察聚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街上的人们，他们挤在象口袋一样的砖头房子里。他们都是被生活遗弃的，但他们好象给自己另外创造了没有老板束缚的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乐天而大胆，使我想起外祖父对我说过的容易去当强盗和隐士的縴夫。他们没有工作时，常常不嫌弃地从木船上和客轮上偷点东西，但这行为也不使我不快，我看见生活就是彻头彻尾的偷盗，象破衣服是用灰线缝的一样。同时我也看见有时候这些人也不辞劳苦，拚命地做工，那种干劲在紧急装卸货物、在发生火灾，或在融冰期间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大致说来，他们比别人生活得更快乐些。

可是奥西普见我跟阿尔达利昂有了往来，父亲似的警告我：“怎么啦，我的心肝，你这个苦命的呆木头，你怎么同百万街上的家伙交起朋友来啦？当心点，不要害了自己……”我尽我所能地对他说我非常惬意那些人——他们不做工而快活地生活着。

“象天上的飞鸟，”他打断我的话，冷笑。“他们流落到那个地步，因为他们贪懒、无用，他们把做工当做受罪。”

“那么做工又怎样呢？大家都说规规矩矩做工，还是造不起砖头房子呀。”

我说这话，是很不费力的，我不知听到过多少这类的话，而且感到它是真话。但奥西普很生气，喝倒了我：“谁说这种话？这是傻子和懒鬼说的。你这小狗崽子，不应该进耳朵。唉，你这家。说这种话，是妒嫉人家的人，是倒运的家伙。你应该先长出羽毛来，然后向高处飞。我要把你同他们的来往告诉你主人去，请你不要恨我。”

终于，他告诉了。主人当他的面对我说：“喂，彼什科夫，不许再到百万街去。那边是小偷和窑姐儿的窝子。从那边出去，只有一条路，医院。不许再去了。”

我还是私下去百万街，但不久，也不能不同它断绝关系了。

有一天，我跟阿尔达利昂和他的朋友罗宾诺克，坐在一家宿夜店院内板棚的屋顶上。罗宾诺克有趣地谈着他如何从顿河罗斯托夫徒步到莫斯科。他是一个工兵，瘸子，得过乔治勋章。土耳其战争时，他的膝骨打碎了，他长得矮小精悍，胳臂的气力大得怕人。因为是瘸子，不能做工，有了气力也没有用。生过一场什么病，把头发脸毛都秃光了，看他的脑袋，就象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他闪着红眼睛说：

“那是谢尔普霍夫市，一个神父坐在园子里，我说：神父，我是土耳其战争中的英雄，请你布施一点……”阿尔达利昂摇着头说：“唔，你说谎……”“我干吗说谎？”罗宾诺克并不生气地反问。我的朋友就用教训的口气慢腾腾地说：“你是不正派的人。你应该做一个看门人，瘸子总是做看门人的。你却乱跑，乱撒谎……”“我不过叫别人笑笑，说谎玩儿的……”“你应该笑你自己……”虽然是有太阳的干燥的天气，院子里却阴暗肮脏，一个女子跑进院里来，拿一条布片挥摇着叫喊：“谁要买裙子？唉，女朋友们……”屋子里走出许多女人来，密密围住叫卖的女子，我马上认出这是洗衣妇纳塔利娅，我从屋顶上跳下去，不料她已经照第一个出价把裙子卖掉，慢慢从院子里走出去。

“你好呀。”我在大门外追上她，快乐地叫。

“还有什么说的吗？”她斜了一眼问，但马上站下来，生气地叫：“天哪，你在这里干什么……”她的惊叫使我又感动，又发窘。我明白她是关心我才惊骇的，在她的聪明的脸上明显地现出惊恐的神色。我匆忙告诉他，我不是住在这里，不过有时来望望。

“望望？”她讥笑地又生气地叫。“你到什么地方来望望？

你望的是什么地方？是望过路人的口袋？还是女人的胸口？”

她的脸色憔悴，眼底下一道黑圈，嘴唇宽弛地垂着。

她在吃食店门口站下，说：

“进去，请你喝茶。看你衣衫挺整洁，不象这里的人，可是我有点不大相信你……”但在吃食店里，她似乎相信我了。一边倒茶，一边乏味地告诉我，她还是一个钟头以前起的床，此刻还没有吃过早饭。

“昨晚上床的时候，醉得昏迷迷的，在什么地方同谁喝的酒，已经记不得了。”

我可怜她，在她面前，觉得忐忑不安。我很想问她的女儿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和热茶，讲起话来象往常那样活泼，也象这条街上的一切女子一样粗鲁。可是我问到她的女儿时，她马上清醒过来，叫喊说：“你问她干什么，不行，亲爱的，你要转我女儿的念头不会到手的。”

她又喝了一口，说：

“女儿，跟我没有关系。我算她的什么人呢？一个洗衣妇，不能当那女儿的妈妈。她受过教育，有学问，所以说，老弟，她把我丢了，到有钱的女朋友家里去了，大概当教员……”她沉默了一会儿，沉着声问：“原来是这么回事呀。你对洗衣妇没有兴趣吗？那么窑姐儿要吗？”

我马上看出来，她就是“窑姐儿”，这条街里没有别种女人。从她的口里这样说出来，我觉得害羞，同情她，眼里含了泪水，好象她的告白燃烧了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那么一个勇敢、自立、聪明的女人。

“你呀，”她说着，向我瞥了一眼，叹息了。“离开这里回去吧。我请求你，并且劝你，这种地方，千万不要再来。再来会失脚的。”

接着，她把身子俯在桌上，手指在托盘里画着，象在自言自语，低低地断断续续说起来：“可是，我的请求和忠告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连亲生的女儿也不听我的话。我对她说，你怎么啦？你不能丢开亲生的妈。她说：那么，我只好吊脖子啦。她到喀山去了，说是去学产科。那也好……那也好……可是我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只有这条路……没有人可依靠……就只好依靠过路人……”她停了嘴，长久地想着什么。嘴唇无声地动着，好象忘记了我坐在对面。她的嘴角垂到了面，嘴唇象镰刀一般弯着，嘴唇皮微微发抖，在抖索的皱纹里，好象发出无声的言语，那样子看起来真难受。她的脸象小孩一样，受了欺负似的，头巾底下露出一绺头发，掠过额角弯到小耳朵背后。冷了的茶杯里，落下一滴眼泪。她察觉了，把茶杯推开，紧紧闭住眼睛，又挤出了两颗眼泪，就用手帕去擦。

我不忍再同她坐在一起，我轻轻站起来：“再见吧。”

“啊？去，去，滚开吧。”她不向我望，做着赶人的手势，大概忘记了同她在一起的是谁。

我回到院子里阿尔达利昂的地方。他本来约我一起去捉虾，而我却想告诉他这个女人的事情。可是，他跟罗宾诺克早已不在那屋顶上。当我在乱七八糟的院子里四处找寻他们的时候，街路那边发生了这里常常发生的吵架。

我走到大门外边，马上碰见纳塔利娅，她在哭，用头巾擦着受伤的脸，另一只手掠着散乱了的头发，目不旁视地在人行道上走。她的身后走来了阿尔达利昂和罗宾诺克。罗宾诺克说：“再给她一拳，让她再吃一拳。”

阿尔达利昂挥着拳追上她，她转过身来，向他们挺出胸脯，脸色非常可怕，眼里烧着仇恨的火：“你打吧。”她叫。

我拉住阿尔达利昂的胳臂，他惊奇地瞧了我一眼：“你做什么？”

“不许动她，”我好容易才说出了这一句。

他哈哈大笑：

“她是你的情人吗？——啊，纳塔利娅，你勾搭上了一个小修道士。”

罗宾诺克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就脏嘴脏舌讥笑了我好一会儿，弄得我非常难受。这时候，纳塔利娅走掉了。

我再也忍耐不住，就一脑袋拱到罗宾诺克的胸口，把他撞倒地上，一溜烟跑掉了。

从此以后，我好久没上百万街去，但又碰到了阿尔达利昂一次，是在一条渡船上。

“你躲到哪儿去了？”他高兴地问我。

我告诉他，他们打纳塔利娅，又侮辱我，想起来非常难受，阿尔达利昂和善地笑了起来：“你当真了吗？我们是为开玩笑才逗你的。至于那个女人，她是窑姐儿，为什么不打呢？老婆都可以扭来打，难道那种女人还要去怜惜吗。况且我们只是玩玩的。我也知道，拳头是教训不了人的。”

“那么，你拿什么去教训那个女人呢？你有哪点比她强？

……”

他抓住我的两肩，摇着，带嘲笑地说：

“我们的糟糕正在于我们谁也不比谁强……老弟，我什么都明白，里里外外都明白。我不是乡下佬……”他有点微醉而且快活，象和善的教师望一个蠢笨的学生一样，带一种柔和的怜悯向我望着……有时也碰见巴维尔·奥金佐夫，他更加精干起来了，打扮得挺漂亮，跟我说话时带着宽大的神气，动不动责备说：“你干什么去做那种没有出息的事呀。这些乡下佬……”以后，他伤心地告诉我作坊里最近的情形：“日哈列夫还同那个牝牛一样的女人搅在一起；西塔诺夫大概很悲观，现在喝酒喝得挺凶；戈戈列夫被狼吃了；醉醺醺地回家去过圣诞节，就被狼吃了。”

于是巴维尔得意地笑着，讲他杜撰的滑稽话：“吃他的那几只狼也都醉了。它们得意起来，象驯狗似的在森林里用两只后爪子走着，过了一天一夜，也都死了。……”

我听了这话也笑了起来。但是觉得那个作坊和我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切，好象变得对我很生疏了，这使我未免有点悲哀。

第十九章

冬天，市场里差不多没有活儿干。我在家里，跟从前一样，担任各种打杂。这些杂务吞逝了白昼，只有晚间才空闲，我重新念一些对自己毫无趣味的《田地》杂志和《莫斯科报》上的小说给主人们听。到了夜里便读好书，学做诗。

有一天，女人们出去做通夜弥撒，主人身体不舒服留在家里，他问我：“彼什科夫，维克托笑你啦，说你在做诗。这是真的吗？

你念首听听。”

我不好拒绝，就念了几首；这些诗好象不大合主人的意，但他仍然这样说：“好好儿用功吧，也许你可以变普希金，读过普希金吗？

是家神鬼送丧，

还是女妖精出嫁？

在他那时代，普通人还相信家神鬼，他自己当然不相信，只是说着玩的。对啦，老弟，”他沉思地拖长声调。“你应该去求学，可惜太迟了。简直瞧不透你，你将来要怎样活下去。……你那本子得藏好，要不然给女人们拿去笑话……老弟，女人，顶喜欢这种东西——勾引心火……”从不久以前起，主人变成沉思冥想的人，常常胆怯地望着四周，听到门铃都会吃惊。有时为一点儿小事冒火，向大伙儿发脾气，从家里跑出去，第二天晚上喝醉了回来……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使他的心受伤了，可是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如今，他没有信念，也没有欲望，只是依着习惯在生活。

休息日，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我到外边闲走，傍晚时候，坐在驿站大街一家酒食店里。老板很胖，常在那儿流汗，非常爱唱歌。这是差不多所有教堂里的唱歌人都知道的，他们聚在他这里。他们唱歌，老板就请他们喝伏特加、啤酒，喝茶。那些唱歌的都是毫无趣味的酒鬼，他们只因贪嘴才勉强唱唱，喝的也都是教堂里的圣歌。有时候，店里来了信心虔诚的酒客，认为在酒食店唱圣歌不大妥当，老板便把唱歌的叫进自己屋子里，因此我只能隔门听到歌声。但在酒食店里唱歌的，还有许多乡下佬和手艺工人。老板自己走遍全城去找唱歌人；赶集日乡下农民上城来，他打听了有会唱的，就请了来。

唱的人总是坐在柜台旁的伏特加桶跟前，脑袋映在圆桶底上，好象套上一个圆框子。

顶会唱、常常唱出最好的歌曲的，是个瘦小的马具匠克列晓夫。他有一张象被嚼烂了吐出来一般的脸，一小绺一小绺褐色毛发，鼻子跟死人一样发光，小眼睛睡意蒙眬地一动不动。他常常闭上眼睛，后脑靠在桶底上，敞开胸膛，用沉静而豪放的盖过大家的男高音，很快地唱：大地罩满了雾气，道路迷蒙的时候……这时候，他站起身来，把腰靠在柜台上，上半身向后仰着，面冲着屋顶，热心地唱下去：唉，我要往何处去呢，我在何处去找康庄大路？

他的声音小而有力，象一条银丝穿过酒食店嘈杂的混沌的谈话声，刺人心胸的歌词、音调和叫唤，震慑了一切的人。

连喝醉酒的也变得惊人的庄重，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桌面。每次我听到好的音乐，心底里就充满了一种强有力的感觉，它美妙地触动着我的心灵，使我的心好象要胀裂开来。

酒食店象教堂一样静，唱歌的就好象是一个善良的神父，他并不说教，而事实是捧出整个的心，为全人类恳切地祈祷，为可怜的人类生活的忧郁的苦难，作发声的思考。一些胡子面孔的人从四面八方望着他，兽形的脸上，儿童似的眼睛若有所思地忽闪着；有时也有叹息的人，这证明着歌的威力。在这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而平时，所有的人，都是过着虚伪的过于做作的生活。

在屋角落坐着面孔胖胖的女小贩雷苏哈，她是一个放荡的、不要脸的堕落女子；她把脖子缩在肥胖的两肩中间，啜泣着，眼泪流出来轻轻洗着无耻的眼。离她不远把脸伏在桌子上的，是阴沉的男低声歌手米特罗波利斯基，一个潦倒助祭似的须发浓密的青年，醉脸大眼；他望着眼前的伏特加酒杯，拿在手里，正要送到嘴边去，马上又重新在桌子上轻轻放下——不知为什么不能喝了。

酒店里的人都出了神，好象正在倾听早已遗忘的、但对他们来说非常亲切非常宝贵的声音。

克列晓夫唱完了，很谦逊地在椅上坐下，老板便敬他一杯酒，现着满意的笑脸说：“吓，真好。虽然你是在唱，但更象在讲故事，你是名手，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人会说别的……”克列晓夫慢慢地把伏特加喝了，谨慎地咳嗽一下，轻轻地说：“谁都有嗓子，谁都会唱，但是要表现出歌曲中的精神，这只有我才会。”

“嗨，不要夸口。”

“没有本领的人就不会夸口，”歌手依然那样平静，可是说得更有劲了。

“好大的口气，克列晓夫。”老板懊恼地叹息。

“我决不胡吹……”

屋角上的阴沉的男低声歌手叫道：

“你们哪里懂得这个丑天使唱的歌，你们这些虫子，霉菌。”

他跟谁都合不来，跟谁都抬杠，闹别扭；因此，差不多每星期天都被人痛打。唱歌的打他，会打人想打人的都打他。

酒食店老板喜欢克列晓夫的歌，但对于歌手本人，却很不耐烦，见人就抱怨他，而且公然寻找机会侮辱这个马具匠，嘲笑他。这件事，那些常到的客人和克列晓夫自己也都知道。

“是一名好歌手，只是有些骄傲，再教调教调他才好，”他说。有几个客人表示同意：“不错，这年轻人骄傲。”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嗓子由上帝赐予，并不是自己挣来的。况且他的嗓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老板执拗地反复说着。

赞成的人附和他：

“不错，主要的不是嗓子，而是才能。”

有一次歌手完了事走了，老板劝雷苏哈说：“玛丽亚·叶夫多基莫芙娜，你跟克列晓夫去搅一下，把他捉弄一回，好吗？在你说费不了什么。”

“要是我再年轻点儿，”女小贩笑一笑说。

老板急躁地大声说：

“年轻有什么用？你去试一试。我倒要瞧瞧他怎样在你周围团团打转呢。让他得相思病，他就唱个没完没了了，不是吗？来一下吧，叶夫多基莫芙娜，我重重谢你，好吗？”

可是她不肯接受。又肥又大的她，低着眼皮，捻弄垂落胸边的头巾的缨穗，单调地懒洋洋地说：“这要年轻的才行。要是我再年轻一点，唔，我就不会犹豫了……”老板差不多老是想把克列晓夫灌醉，但这家伙唱完两三支歌，每唱完一支喝一茶杯酒，就仔细地用毛织围巾包住脖子，把帽子在毛蓬蓬的脑袋上用力一戴，就出去了。

老板又时常找人同克列晓夫比赛，马具匠唱完歌，他称赞了之后，就兴奋地说：“这里还来了一个歌手。唔，请你显显本领吧。”

歌手有时唱得很好，但是在这些跟克列晓夫比赛的人中间，我却记不得有一个人，能够象这瘦小的五马具匠那样唱得朴素、真诚……“嗯，”老板不无遗憾地说。“这自然挺好。主要是嗓子好，可是缺乏感情……”听众笑了：“不行，大概是胜不过马具匠的。”

克列晓夫在火红的长眉底下望着大伙儿，安静而客气地对老板说：“算了吧，比得上我的歌手，您决计找不到，我的天才是上帝赐的……”“我们都是上帝赐的。”

“你尽管花了酒食，倾家荡产去找，也是找不到的……”老板的脸发了红，咕噜道：“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但克列晓夫一定要说得他服输：“再同你说一句：唱歌跟斗鸡不同……”“这个我知道。你老纠缠什么？”

“我不是纠缠，只是说给你听：倘若歌是一种娱乐，那就是魔鬼的东西。”

“好，算了，算了，不如再唱一个……”“唱，我是什么时候都能够，甚至在睡梦中也可以，”克列晓夫答应了，小心地咳嗽一下，又唱起来。

于是，一切琐事，一切无聊的废话和意图，一切庸俗的酒食店里的事，便很奇妙地烟消云散了。所有人们的脸上涌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泉流，充满着爱与悲悯的、冥想的、纯粹的生命的泉流。

我羡慕这个人，羡慕他的天才和他对人们的权力，而且他也很巧妙地利用了它。我很想同马具匠结识，同他长谈，可是没有勇气走过去。因为克列晓夫用他白洋洋的眼睛奇异地望着一切人，好象对于自己跟前的人，一个也不放在他的眼里。在他身上还有一种使我讨厌的地方，妨碍人去爱他，我很想不在他唱歌的时候去爱他。他象老头子一样把帽子戴在头上，用红围巾缠住脖子，好象是故意给人看，那样子实在讨厌。关于这围巾，他自己说过：“这是我那可爱的女子织了送给我的，一个姑娘……”他不唱歌的时候，便大模大样地用指头抹着死人一般的长冻疮的鼻子，人家问他，他只简单地、不大高兴地回答。有一次我坐到他旁边，问他话，他瞧也不瞧我一下说：“滚开去，小家伙。”

在这点上，还是那个男低声米特罗波利斯基比他可爱得多；他走进酒食店，便以肩负重荷的人的步子，走进角落里，一脚踢开椅子，坐下，两肘靠在桌上，双手托住蓬乱的大脑袋，默默地喝上两三杯，重声一咳。大家一惊，回过头来望他，他依然托着头，用挑战的眼睛望着人们。没有梳理过的头发，象马鬃毛一样披散在肿胖的红棕脸上。

“瞧什么？瞧见了什么？”他忽然粗声粗气地问。

有时人家回答他：

“瞧见一个森林鬼。”

有些晚上，他只是默默地喝酒，又默默地拖步回去。有好几次，我听见他用先知的口气责备人们：“我是上帝的忠仆，现在，我象以赛亚一样责备你们。灾难到了亚利伊勒城；这里，一切黑心的人，偷盗的人，各种可恶的人，活在卑污的欲念之中。灾难到了这世界的船上，乘上一些卑污的人，驶到大地的每一处。我很知道你们，只是一些酒囊饭袋，世界上的垃圾渣滓。可咒诅的人，你们多得无数，瞧吧，大地不会把你们载在它的怀里。”

他的声音特别洪亮，把玻璃窗震得发响。这非常受听众的欢迎，他们称赞这位先知：“叫得好，长毛狗。”

他很容易接近，只消请他吃点东西。他要一大瓶伏特加，一碟辣牛肝，这是他最爱的，常常吃坏他的嘴和心肝五脏。我请他告诉我，要读些什么书才好，他厉声直言反问我：“要读书干什么？”

但瞧见我发窘，就温和地大声问我：

“传道书读过吗？”

“读过。”

“读传道书好啦。别的书都不用读。传道书中说尽了世界的知识，只有那些四方角的绵羊才不懂，换句话说，谁也不会懂……你是谁，唱歌吗？”

“不。”

“为什么不？应该唱歌。这是最荒唐的事情。”

邻桌上有人问他：

“那么，你自己唱吗？”

“我是游手好闲的人。唔，怎么啦？”

“没有什么。”

“这不是新闻，谁都知道你头脑里没有货色，而且永远也不会装进些什么。阿门。”

他跟谁都用这样的腔调说话，当然同我也一样。请了他两三次客，他就开始对我温和起来，有一次，他甚至有些惊讶地说：“我瞧着你，真不明白：你是什么，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呃，其实，管你呢。”

他对克列晓夫的态度很难解，他出神地听他唱，听得很高兴，有时还露出柔和的微笑，但没有同他结交，谈到他时，很粗鲁，并且鄙视他：“这个木头人。他会换气，懂得怎样唱，但还是一个傻瓜。”

“为什么？”

“他天生是这样的。”

我想在他没喝酒的时候同他谈谈，但不喝酒的时候，只是咕噜，只是茫然地，用忧郁的眼睛望人。听说这酒鬼在喀山上过神学院，有当主教的资格。我不相信这话。但有一次，我跟他谈到自己，提到主教赫里桑夫的名字，这位男低声把头一振，这样说：“赫里桑夫吗？我认识，是我的恩师。在喀山，在神学院——我记得很清楚。赫里桑夫，意思就是金黄色，这是潘瓦·别雷姆达说的。对啦，他是金黄色的人，赫里桑夫。”

“潘瓦·别雷姆达是谁？”我问了，可是米特罗波利斯基简单地岔开：“同你没有关系。”

回到家里，我在本子上写了：“必须读一读潘瓦·别雷姆达，”我想，读了别雷姆达，一定可以解决很多使我不安的问题。

这歌手老爱使用我所不知道的人名、奇怪词组，这使我挺不高兴。

“人生不是阿尼霞。”他说。

我问：

“阿尼霞是谁？”

“一个有用的女人，”他回答着，我的疑惑使他感到快意。

这些名词以及他在神学院里学习过这一事实，使我想到他一定有很多的知识，可是他一句也不说，有时偶然说了，也听不懂。这使我挺难过，也许是我的问法不对。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我的心头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喜欢他喝醉以后，模仿以赛亚先知那样发出的勇敢的责备。

“啊，世界上的污秽和丑恶。”他吼叫道。“在你们当中，奸邪者得到荣耀，好义者被驱逐。恐怖的日子会到来的，那时悔改就太迟了，太迟了。”

听了这种吼声，我回忆起“好事情”、十分可悲和轻易堕落的洗衣妇纳塔利娅、被卑污的诽谤所围攻的“玛尔戈王后”——我已经有可供回忆的资料了……我同这个人的很短的交往，结束得颇为奇突。

到了春天的时候，我在军营附近的野地里碰见他，胖肿的他象骆驼一样点着头，独自儿在踱步。

“散步吗？”他喑哑地问。“一起走，我也在散步。老弟，我病了，而且……”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突然在一个搭过营帐的基坑里，瞧见一个人。那人坐在坑底，侧倒身子，肩头靠在坑边上，外套的一边翻到耳朵边，好象要脱没有脱掉。

“醉鬼，”歌手停下说。

可是在这个人的手边的嫩草地上，放着一支大手枪，不远处有一顶帽子，帽子旁边是一只喝去不多的伏特加酒瓶，空瓶颈埋在青草当中。这个人的脸害羞地掩在外套底下。

我们不出声地站了大约一分钟，接着，米特罗波利斯基摆开两腿说：“自杀啦。”

我立刻觉察，这不是醉汉，是死人，可是这过于突然了，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相信。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看着外套底下露出的光滑的大脑袋和青色的耳朵，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和哀怜。我不相信在这样晴和的春天，有人会自杀。

歌手好象感到寒冷，用手掌搓着没有剃过的脸颊，发出沙哑的嗓音：“是一个中年人，是妻子跟人逃跑了，要不然就是花掉了别人的钱……”他叫我马上进城去叫警察，自己坐在坑边上，耷拉着两条腿，怕冷似地裹紧了旧外套。我报告警察，有人自杀，立刻跑回来。不料这时候，歌手已经喝完了死人的伏特加，挥着空瓶迎接我。

“这酒害了他的命。”他叫吼着，发狂地把瓶摔在地上，打得粉碎。

警察随着我跑来，他向坑里张望了一下，摘掉帽子，犹豫地画了一个十字，向歌手问：“你是谁？”

“不关你事……”

警察想了一下，就更客气地问他：

“怎么回事，这里有人死了，你却喝得醉醺醺的？”

“我已经醉了二十年了。”歌手傲然地说，手掌在胸前一拍。

我相信他喝了死人的伏特加，一定会被捉去的。城里跑来一大群人，威严的警察分局局长也坐着马车赶到，他跳进坑中，拉起自杀人的外套望了望脸：“是谁第一个见到的？”

“是我，”米特罗波利斯基说。

警察分局局长瞧瞧他，拉长嗓子恶狠狠地说：“啊，好呀，我的老爷。”

观众围拢来，有十五六个，他们喘着气，嘈杂地在洞口张望，在坑边来回走着，有人叫：“这是住在咱们街上的一个公务员，我认识他。”

歌手踉跄着站到分局长面前，摘掉帽子，发出含混不清的话声，同他争执起来；分局长推了他胸口一下，他晃了一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警察不慌不忙从袋子里拿出绳子，捆住他那习惯地温顺地抄在背后的双手。警察分局局长向看热闹的人吆喝道：“滚开。流氓……”又跑来一个老年的警察，红润的眼，嘴累乏地张开着，他拉住缚着歌手的绳头，带着他慢慢向城里走去。

我愣生生地从野地回家，在记忆中，他的责备的话，象回声似的响着：“灾难到了亚利伊勒城……”眼前又呈现一片难堪的景象：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袋子里拿出捆人的绳子，这一边，是那个可怕的先知，很驯顺地把红毛手反背在背后，熟练地把手腕交叉起来……不久，我听说这位先知被递解出境。接着，克列晓夫也不见了。他结了一门很合算的亲事，搬到县里去，开了一家马具作坊。

……因为我常常热心地向主人称赞马具匠的歌，有一天他对我说：“跑去听一听……”他同我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上，吃惊地抬起眉毛，瞪大着眼睛。

到酒食店去的路上，他还笑我，进了店，开头也还嘲讽我，嘲讽大群酒客和窒闷的臭气。当马具匠开始唱时，他露着讥刺的微笑，把啤酒倒进杯里，但倒了半杯，就停下手，说：“啊喹…鬼东西。”

他的手发颤了，把瓶子轻轻放下，紧张地听着。

“果然，老弟，”当克列晓夫唱完的时候，他叹息着说。

“唱得真不错……见他的鬼，身上发起热来啦……”马具匠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又唱起来：从富裕的村子来到那条路上清静的田野上走着年轻的姑娘，……“他真会唱，”主人晃晃脑袋，微笑地喃喃着，而克列晓夫的歌声渐渐发出牧笛的颤音：美丽的姑娘回答他：我是一个孤儿，无人需要……“好啊，”主人嗫嚅着，转成了红色的眼睛开合着。“呵，鬼东西……真好。”

我瞧着他，心中大为乐意；如泣如诉的歌声压倒了酒店里的喧嚣，更有力更美丽更真挚地响着：我们村里的人真孤僻，他们不叫我这个姑娘去参加夜会，唔，我既穷又没有体面的衣衫，去结识勇敢的青年我又不配……一个鳏夫要和我结婚，当他的管家，这样的命运我不愿追随。……我的主人不怕难为情地哭起来。他低头坐着，翕动着隆起的鼻子，眼泪落在膝头上。

听完了第三支歌，他感动而仿佛颓丧地说：“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臭气真难受，见鬼……回家去吧。……”但是到街上，他又提议：“走吧。彼什科夫，到旅馆里去吃点东西，再说……我不想回家。……”价钱也不讲，坐上出租雪橇，路上，他一句话没说。到了旅馆里，拣定屋角上一张桌子，立刻向四边扫了一眼，小声而气愤地诉起苦来：“那家伙扰乱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烦闷……不，你读书明理，你说吧，这是什么鬼世界呀？活着活着，活到四十岁了，尽管有老婆，有儿女，可是没有人可以说话。有时候想开怀谈谈，却找不到说话的人。同老婆谈吗，她决不会理解你……老婆是什么东西？她有儿女，有家务事情，还有自己的事。她跟我不一条心。俗话说，老婆这个朋友，养了第一个孩子，便算完了……尤其是我的老婆……一切……都在你眼里……她不听话……简直是一块死肉，见她妈的鬼。真忧郁，老弟……”他抽搐地喝了又凉又苦的啤酒，沉默了一下，甩一甩长头发，又说了：“总之，老弟，人都是坏蛋。你在那边常常同那些乡下佬谈东谈西，……我明白，不正当的，卑鄙的事，真是太多了，这是真的，老弟……大伙儿全是贼。你以为你讲的话对他们会有作用吗？一点儿也不会有哩。的确。彼得，奥西普，他们全是骗子。他们什么话都对我讲，你说了我什么，他们也讲的……唔，老弟？”

我默默地吃惊了。

“对，对，”主人轻轻笑着说。“你从前想到波斯去，这主意很不错。在那里，言语不通，什么也不懂，多么好。本国话谈的全是卑鄙龌龊的东西。”

“奥西普说我了吗？”我问。

“嗯，是的，你觉得怎样？这家伙顶多嘴，比谁都说得多，比谁都狡猾……不，彼什科夫，嘴里说说决不会说得明白。什么叫真话？真话，又有什么用处？这好比秋天的雪，落在污泥里就融化了，泥更厚了。你最好是闭着嘴不说话……”他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啤酒，并没有喝醉，说话却愈来愈快，愈来愈生气了：“俗话说得好，说话不是凿子，沉默才是黄金，真忧郁呀，老弟……他唱得对：‘我们村里的人真孤僻，’人生的寂寞呀……”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沉着声说：“我找到一个知心人……在这里遇见了一个女人，是寡妇，丈夫造假钞票，已判决充军到西伯利亚，关在这儿牢狱里。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她穷得一个钱也没有，因此只好……懂不懂……是一个鸨母给我们拉拢的……仔细一瞧，真是一个可爱的人。长得漂亮，年纪又轻，简直美死了……一两回……之后，我对这女人说：‘干吗做这种事，你丈夫是不规矩的人，你自己也不规矩，为什么要跟丈夫上西伯利亚去？’你要知道，她打算随丈夫一起去流放，她向我说：‘不管他怎样，我对他的爱情是不变的，他是我的好丈夫。他犯了那样的罪，实在说来，也许是为了我的缘故；我跟你干了这种不好的事，这也是为了他，他需要钱。他出身是贵族，一向舒服惯了的。我要是自己一个人，我当然可以规矩，你也是很好的人，我挺喜欢你，可是你不要同我讲这件事……’见她妈的鬼。我到头把身上带的所有的钱都给了她，大约有八十多卢布。我说：‘原谅我，以后我不再同你来往，我不能再见你，’于是，我就离开了她……”他沉默了，酒气好象发作起来，他趴在桌子上喃喃说：“我到她那儿去过六次……你不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后来我又去过六次……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没有勇气进去。现在这女人已经走了……”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动着手指，嗫嚅着说：“可别再碰见这女人……不想再见了。要是再碰见她，那就一切都会完蛋。回家去……回家。”

我们走到外面，他踉跄着，咕噜着说：

“就是这么回事呀，老弟……”

他的故事没有使我惊奇，我老早觉得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但是听他说到生活的话，我觉得难受，特别是听见他提到奥西普的那几句话，更使我十分难受。

第二十章

整整三年，我在死寂的城中，空荡荡的建筑物中当着“监工”，看着工人们一到秋天便毁掉笨拙的砖砌市房，到春天，又同样造了起来。

主人舍不得把给我的五个卢布白花，设法要我好好地劳动，市房换地板的时候，我得在地板底下搬出一俄尺厚的泥土。要是另外雇流浪人来做这工作，就得花一个卢布，而我却不另外拿钱。可是当我在做这工作，就忽略了对木工的监督，他们拿走门上的锁、把手，偷种种小件东西。

工人和工头，用种种方法欺骗我，设法偷盗东西，而且他们好象执行一项乏味的义务似的，沉着脸，几乎是公开地做出来。我抓住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毫不生气，只是现出很奇怪的样子：“你只拿了五卢布，看你那么卖力，却好象拿二十卢布的样子，岂不可笑。”

我告诉主人，他用我的劳力节省了一卢布，损失却常常在十倍以上。但他让我霎霎眼：“得了吧，别装佯了。”

我知道他在怀疑我帮同偷盗，因此对他发生恶感。但我并不生气，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都在偷盗，主人自己也喜欢拿别人的东西。

当市集结束之后，主人巡视自己担任修理的铺房，见到那些遗下的茶炊、食具、地毯、剪子，有时还有箱子货物之类，就笑眯眯地说：“造一张物品单，都搬到货仓里放着。”

可是他又从货仓里，把各种东西搬到自己家去，要我再三再四地把物品单重新抄过。

我对物质没有爱好，我不想有什么东西，连书籍也觉得累赘。我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贝朗瑞的一本小册子和海涅的诗集。我想买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唯一的一家旧书店的老头子，脾气不好，故意把普希金的作品标上高价。家具、地毯、镜子和把主人家里塞得满满的那一切笨拙的东西我见了都讨厌，油漆的气味，也叫人难受。我不喜欢主人们的屋子，因为它们使人联想到装满废物的箱子。主人从货仓中搬走别人的东西，更增加了自己身边的累赘，令人讨厌。玛尔戈王后的屋子也很窄狭，然而却很漂亮。

我觉得生活大都是乱七八糟的，荒唐的，有许多事，明明是愚蠢的，比方，我们在这里干的工作，把市房修好了，到春天又淹在大水里，让地板浮起，门户冲歪，水一退，柱脚都腐烂了。几十年来，市场年年淹水，淹坏了房子和街道。这样的大水每年使人受很大的损失，而人们是知道这种大水决不会自己消灭的。

每年春天，冰融化的时候，总有许多拖船和几十只小轮船被冰弄坏，人们叹着气，再造新船，再到融冰期，新船又重新受破坏。这种在同一地方的反复踏步，多没有意思呀。

我向奥西普提出这个问题，他惊异地大笑起来：“哈哈，你这只鹭鸶，吵什么呀？这种事用不到你费心，与你有什么关系？”

但同时，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很庄重，而那双碧色而毫无老人气的清澈的眼里，还没有消失讥笑的神情，他说：“你这种意见很有道理，即使它与你不相干，说不定也有用处。你还要想到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枯燥地说起来，虽然用了大量的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句和各种打诨的话：“人家常常埋怨土地太少，伏尔加河一到春天，便冲击河岸，把泥土卷到河底积成河滩，于是另外一些人，又埋怨伏尔加河浅了。春天的大水，夏天的雨，把地面冲成洼地，泥土又冲到河里去。”

他的话没有爱，也没有憎，好象玩弄自己的澈透人生哀恨的知识，虽然他的话同我的意见一致，但听起来令人不愉快。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想一想，火灾……”照我的记忆，伏尔加对岸的森林里，没有一个夏天没有大火灾。每年七月中，天空弥漫浊黄色的浓烟，昏红的太阳黯然无光，象害眼病似的望着地上。

“森林没有多大意思，”奥西普说。“那些都是贵族的财产，要不然便是官府的，老百姓没有森林。城市烧掉了，也没有多大关系，住在城市里的都是有钱佬，用不着替他们可惜。可是田庄、村子烧掉了那才糟呢——一个夏天，不知有多少村子烧掉。也许不少于一百个，这才是真正的损失。”

他轻声地笑：

“有土地，没有本领。所以在你我看来，人们不是为自己、为土地在劳碌，倒是为水火在劳碌了。”

“这有什么可笑？”

“笑笑有什么关系？你不能拿眼泪灭火，可是眼泪会使洪水更大。”

我知道，在我所遇到的人们中间，这位仪表优雅的老头子，是最聪明的一个。但这个老头子，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他又开了腔，象是往火堆里添上干柴。

“你瞧，人们有几个爱惜精力的，不管自己的，还是人家的。那位主人，怎样滥用你的精力呀？可是为了喝酒，人们丧失了多少精力？那是计算不清的，任何大学问家的脑袋也算不出来……老百姓烧掉房子，可以另外造，可是一个好庄稼汉，枉然损失了，那是没法子补救的。比方阿尔达利昂，还有格里沙，你瞧，这样的庄稼汉突然烧了起来，就这么完蛋了。他虽然有点傻，实在是个好人。那个格里沙。象一堆稻草一样冒着烟，女人们好象蛆虫围攻森林中的尸首一般，围攻他。”

我好奇地，并不生气地问：

“干吗你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主人？”

他平静地，甚至还亲密地解释：

“我使他知道你抱着什么有害的思想，叫他教训你；除了主人，谁来教训你呢？我不是恶意告密，我只是担心你。你不是糊涂蛋，但魔鬼在你的脑子里捣乱。你偷东西，我不会出声，你搅女孩子，我也不会出声，你喝酒，我也不会出声。

可是你那种放肆的想法，我永远是要告诉主人的，你记着吧……”“那我以后不同你讲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指甲扒去手心里的松脂，后来温和地望着我说：“你说谎，你一定还要讲的。另外你还能跟谁去讲呢？没有谁……”我觉得这个整洁的奥西普，突然好象变成对万事都毫不关心的司炉雅科夫。

他有时象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有时又象马车夫彼得。有的时候，他又露出与外祖父的共同点。总之，他跟我见过的一切老头子多少都有点象，他们都是怪有趣的老人。但我觉得不能同他们在一起过活，那是难受而讨厌的。他们好象在腐蚀人的灵魂，他们那些聪明的话，使人的情操生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恶人吗？也不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这是我已经看清楚了的。但这种聪明由于它的随机应变使我不胜惊诧，同时也使我很是沮丧，以至到头来使我感到他还是我的敌人。

我的心头涌起了阴暗的思想：

“尽管大家讲着客气话，大家笑脸相看，一切的人还是陌生人。而且世上的一切人，都是互相冷淡的。好象没有一个人同坚固的爱有联系似的。只有外祖母一个，爱生活，爱一切。外祖母之外，还有那光彩照人的‘玛尔戈王后’。”

有时候，这些思想和类似的思想浓厚得象黑云一样，觉得生活着真是烦恼不堪。怎样才能过另外的生活呢？到什么地方去好呢？除了奥西普，甚至没有可谈心的人了。于是我同他渐渐谈得更多。

他的脸上露出很有兴味的神气，听着我热情的妄谈，有时反复问我，弄清我的目的后，便很镇定地这样说：“啄木鸟儿挺倔强，却不可怕，没有人怕那种鸟。所以我真心劝你，你可以进修道院去，呆在那里，等你长大了，你可以讲很好的道理，安慰善男信女。你自己也会平静下来。况且修道士也有收入。我真心劝你，你这个人对世俗的东西看来不大精通，是吧？……”我不想进修道院，但我觉得我是走进了迷宫，我实在苦闷。生活渐渐象秋天的森林，已经没有蘑菇，在空荡荡的林子里，没有什么可做，并且觉得，对这个森林了解得很透彻。

我不喝酒，也不和姑娘们胡搞，书籍代替了我这两种心灵上的陶醉，但是书愈读得多，就愈觉得不愿去过那种一般人所过的在我看来毫无意味、毫无必要的生活。

我还刚刚满十五岁，但有时觉得自己已成了中年人。因为我经历了各种的事情，读了各种的书，常常为各种的问题烦恼，好象从内部膨胀起来，增加了重量。回顾自己的内心，那儿藏着很多的印象，好象一间满装着各种东西的库房。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本领，把里面的东西分开来，挑选一番。

经验虽然非常多，但并不牢靠，它们使我动摇不定，好象一件盛满水、摇晃不定的器皿一样。”

我厌恶不幸、病苦和抱怨，看见流血打架，甚至用言语欺侮人，这一切残忍的行为，都感到肉体的厌恶。这种感觉变成了一种冷酷的疯狂，我自己也象野兽一般搏斗过，但事后又痛心地惭愧。

有时，想痛打恶汉，于是就冒里冒失去打架；这种因自己的无力而发的绝望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羞可悲。

在我的内心中有两个人，一个人对于卑鄙龌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因此多少有点怯懦。他被每天发生的可怕事件所牵扰，开始对生活、对人们抱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对一切人，对自己都抱着无能为力的悲悯之情。这个人想离群独居，静静地读书生活，又梦想着修道院，森林中的看守小屋，铁路上的巡道夫小亭，波斯，以及什么地方市外的守夜人之类的职司，尽可能想去人少的地方，尽可能想离开人间……另一个人受过诚实的英明的书籍的圣灵的洗礼，观察着日常发生的惨事那种巨大无比的力量，感到这种力量会很容易扭断他的脖子，用污浊的脚去踩碎他的心。因而他切齿抡拳，摆定了架势，严阵可待，准备迎接各种争论和搏斗。他象一个法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以实际行动来表示他的爱和怜悯，三言两语便拨剑出鞘，走向战常那时候，我有一个凶狠的仇敌，他是小波克罗夫街一家妓院的门房。有一天早上，我往市场去时认识了他。他从一辆停在妓院门口的马车上，拖下一个女子，女的两只脚被他抓住，袜子皱成一堆，身体露出到腰边，他哄响着大笑，无耻地拖拉，还向女的身上吐口水，女的已经烂醉，闭着眼，张着嘴，两条胳臂象脱了骨节，软洋洋地抛在脑后，渐渐被人从马车上拖下来，背脊、后脑、发青的脸，在马车的坐位上、踏脚上磕碰着，最后倒在街上，脑袋撞在石头上。

马车夫把马打了一鞭，走开了。看门人抓着女子的两条腿，倒退着象拖尸首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我气极了，跑过去，幸而当我跑的时候，不知是故意还是错失，一只丈把长的水平尺倒到地上，因而救了我和看门人免于闹出大乱子。

我跑过去打倒了看门人，跳上门口的台阶，拚命地按门铃。几个蛮横的人走了出来，我没有对他们说什么，拾起水平尺便走了。

我在下坡的路上追上了马车，车夫从车台上望下来看我，赞赏说：“你揍他揍得真好。”

我愤愤问他，为什么他看着看门人欺侮女人不出声。他安静地不屑地说：“管不着。老爷给了我钱，把她架到车上，谁打了谁，关我屁事。”

“他们要是打死她呢？”

“那种女子，一次两次是弄不死的，”马车夫这么说着，好象自己就有多次试图弄死醉酒的女人的经验一般。

从这天以后，我差不多每天早晨碰见这看门人，每次我走过街上，他总是在扫街，或是坐在门口，好象在等着我的样子。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就站起来，挽着袖子，警告说：“哼，我现在要把你打个稀烂。”

他约摸四十多岁，小个子，拐腿，肚子象怀孕一般发胀，当他冷笑着看我时，眼里露出一道光，可是这眼光里有一种善良而快乐的神气，因此见了令人惊奇。打起架来他是不行的，他的胳臂比我短，交手两三回之后，他就让过我，把背脊紧靠在门上，惊愕地说：“哼，瞧着吧，你这个有本事的好汉。”

这样的打架我实在腻味了，有一天我对他说：“喂，混蛋，你以后别缠我吧。”

“那么，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他责难地问。

我也问他为什么那么可恶地虐待那个女子。

“关你什么事？你爱惜她吗？”

“当然爱惜。”

他不吱声，抹了抹嘴唇，又问：

“那你也爱惜猫？”

“嗯，也爱惜猫……”

这时他对我说：

“你这傻瓜，骗子。等着吧，我给你点厉害看看……”我不能不走这条街，这是最近的路。于是我开始特别起早，免得跟他碰面，过了几天，还是碰见了他——他坐在门口，抚摩着躺在膝头上的一只灰猫。当我离开他大约三步的时候，他跳了起来，提起猫脚一摔，把猫头摔在石阶沿上，一股温乎乎的东西溅到我的身上。他把猫头碰碎，又扔到我的脚边，自己站在小门边问：“怎么样？”

哼，这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象两只雄狗一样在院子里滚打起来。以后我坐在斜坡的草地上，难于形容的悲愤使我发疯，咬紧了嘴唇使自己不致哭喊和吼叫。现在记起这件事，心里还感到一种忍受不住的厌恶，自己也觉得奇怪，那时候为什么我竟没有疯，没有杀死人。

为什么我要讲这种极其讨厌的故事？为的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种东西还没有过去，还是存在着的东西。你喜欢听那些杜撰的恐怖故事，你们喜欢听那些用美丽的话讲述的残酷故事，幻想的恐怖可以引起你们痛快的激动。但我却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日常生活中的残酷，用这些故事使你们感到不快，是我的不能否认的权利，这是为了使你们想起：你们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如何的情况之中。

总之，我们大家都在过着一种卑鄙龌龊的生活。

我很爱人们，不愿使谁痛苦。但我们不能伤感，也不能把严峻的现实掩蔽在美丽的谎话中去生活。正视生活吧。把我们灵魂和头脑之中所有好的东西，人性的东西，都融化在生活之中。

……特别使我烦恼的是对待妇女的态度，我读过许多小说，认为妇女在生活中是最好、最有意义的。加强我这种信心的，是外祖母，是她讲过的圣母，贤女瓦西莉莎的故事，是不幸的洗衣妇纳塔利娅，以及我所亲眼见到的人生之母的女性们，用来美化这个缺乏爱、缺乏快乐的人生的千百种眼色和微笑。

屠格涅夫的书歌颂女性的光荣。我用所知道的一切关于妇女的好的东西，美化了使我不能忘怀的“王后”的形象，海涅和屠格涅夫，特别对这点作了极大的贡献。

傍晚从市场回家，我常常站在出上的城墙边，眺望伏尔加对岸太阳西沉的光景，天空中一些红色的河流奔驶着，大地上可爱的河，也一会儿红一会儿青地滔滔流去。有时，在这样的一刹那间，我觉得整个的世界，象一只硕大的囚犯船，这船儿象猪一般，被一只无形的轮船，慢慢地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但使我想得最多的，是世界的浩大，从书上见过的那些城市，过着不同生活的外国。在外国作家的书上，这种生活比我周围那种迂缓单调的沸腾着的生活，是写得更清洁、可爱和安逸的。这使我心头的不安平静下来，引起了我对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怀着执拗的幻想。

老是觉得，我一定会遇见一个朴素聪明的人，他将带我走向宽阔的光明的道路。

有一天，我坐在城墙边的长椅子上，身边忽然出现了舅父雅科夫，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走来的，也没有立刻认出他。虽然几年之中，我们同住在一个城里，但碰见的机会非常少，偶然见面也只有一会儿。

“啊，你这么高了，”他推了我一下，玩笑似地说，我们就象早就彼此相识，而又陌生的人似地谈起来了。

听外祖母说，雅科夫舅舅这几年完全破产了，家当全都卖光了，喝光了。他当过一次地方监狱的副看守，结果也很坏。当正看守害病的时候，雅科夫舅舅经常在自己屋子里很热闹地请监犯饮酒作乐，闹得大家知道了，把他免了职。同时他被控，罪名是他晚上放监犯到街上去“玩”，监犯并没有一个逃跑的，可是有一个，正把一个助祭扭住用力掐的时候，当场被捕。这案子侦查了好久，结果他没有过堂，监犯和看守们都替他开脱，把善良的舅父救了出来，现在他没有事做，靠儿子过活。儿子是当时有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唱诗班的歌手。他很奇怪地说到他的儿子：“他变得严肃了，摆起架子来了。他是个独唱家。茶炊烧得慢一点，衣服不给他先刷好，他就冒火。是一个很整洁的小伙子，爱清洁……”舅父自己老弱多了，全身脏污，头发脱落，精神萎靡。他的快活的狮子发变得很稀薄了，耳朵轩起，眼白上，剃过的脸颊的细腻的皮肤上，象细网一般露满红丝。说着玩笑话，嘴里好象含着什么，妨碍他的舌头转动，虽然牙齿还很整齐。

我高兴有机会同这样的人物谈谈。他会快乐地生活，见识过许多东西，当然知道的事情不少。我清楚地记起他那些活泼的、可笑的歌曲，记忆中又响起了外祖父说他的话：“在游戏唱歌上，他简直是大卫王，但做起事来，却象毒辣的押沙龙。”

林荫道上一些衣冠楚楚的人们，从我们身边走过，大半是些衣着华丽的太太、公务员、军官之类。舅父穿着磨损的秋外套，戴着皱瘪的帽子，穿着茶红色皮靴，缩成一团，好象为着自己破旧的衣装，有点害臊。我们走到波茶市沟一家小酒店里，在向市场开着的窗下占了一个座位。

“记得您怎样唱这个歌吗？

一个乞丐晒脚布，

另个乞丐就来偷……”

我背出这句歌词时，我突然，而且第一次感觉到这中间有讽刺的意味，觉得这位快乐的舅父，有点凶恶和聪明，可是他把伏特加倒在杯子里，沉思地说：“哎，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出了些洋相，可是不多。这歌也不是我编的，那是一位神学校的教员，怎么，叫什么呀？他已经死了，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同我很要好，单身汉，喝成了酒鬼，死了，是冻死的。就我记得的，贪酒丧生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数不清。你不喝吗？不要喝，年岁还校和外祖父时常见面吗？他是不快乐的老人，似乎快要发疯了。”

他稍微喝了点酒，就活泼得多了，身体也直起来了，年轻了，于是比刚才更精神地说起来。

我问起他关于监犯的事件。

“你也听到了？”他问了一声，向四边望望，沉着声说：“监犯又怎么样？我不是审判他们的法官。照我看来，他们也是普通的人，所以我对他们说：兄弟们，大家和睦点，快乐点过日子吧。有一首这样的歌：命运不能妨碍我们的欢乐。

让他来迫胁我们吧，

我们还是要欢笑度日，

只有傻瓜才不这样。……”

他笑起来，从窗子里望望暗下去的山谷，那边摆着许多摊子。他抹一抹胡子又说：“他们，当然喜欢，牢里是很气闷的埃唔，一点过名，他们就马上跑到我这里来，喝酒、吃菜，有时我请，有时他们请，热闹起来了，地动山摇，俄罗斯母亲埃我爱唱歌、跳舞，他们当中有很好的歌手和舞手，真惊人。因为有的带脚镣，不好跳，我许可把脚镣下了，这是真的。他们自己会下，用不着叫铁匠，他们真有本领，挺惊人。至于说我放他们上街去抢人，那完全是造谣，结案时也没有证据……”他停了嘴，从窗子里望着山谷，那边摆旧货摊的人们正在收摊子，铁门闩，锈铰链，发出难听的响声，木板之类砰砰地跌到地上。舅父欢喜地霎着眼睛，低声对我说：“若是老实说，的确只有一个人是每夜出去的，不过他没戴脚镣，是下诺夫戈罗德城的一个普通小偷，他在不远的地方，在佩乔雷村有个情人。至于同助祭的案件，完全是弄错的，他以为助祭是商人。是冬天晚上，又下雪，人都穿着皮毛外套，忙乱中谁看得清楚，是商人还是助祭？”

我觉得这很好笑，他也笑起来，又说：

“我的天哪，真见他妈的鬼。……”

于是，舅父突然莫名其妙地微微生起气来，推开食盘，嫌恶地皱着脸，点上了香烟，低声地嘟哝道：“大家互相偷盗，后来又互相捉捕，放在监牢里，充军到西伯利亚，罚苦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呸，我管他们做什么……我有我自己的灵魂。”

我的眼前好象出现了一个毛毵毵的司炉的影子。他也老说着“呸”，名字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舅父柔声地问。

“你可怜犯人吗？”

“一见他们就叫人可怜，竟有这样的小伙子，简直叫人奇怪。有时我凝视着他们，心里在想：我虽然是犯人的上司，可是连给他们垫鞋底也不配。他们太聪明，太能干……”酒和回忆使他更加兴奋，他一只胳臂靠在窗台上，挥动着指头上夹着半截香烟的焦黄的手，有声有色地说：“有一个独眼龙，是雕刻匠和钟表匠，因为造假币坐了牢，想逃掉，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讲的。简直跟火一样。好象一个独唱家在唱歌，他说官家可以印钞票，为什么我不可以？请你替我解释解释。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也不能够。我还是他们的上司。还有一个是莫斯科有名的惯贼，他很沉静，衣着讲究，是个洁癖者，说话也礼貌。他说：人们辛辛苦苦干活，干得昏头昏脑，我可不愿意，虽然从前我也这样，干着，干着，累成一个傻瓜，花上一戈比喝酒，再打牌输上二戈比，用五戈比给女人讨个亲热，到头还是一个挨饿的穷光蛋，不，我才不玩这套把戏呢……”雅科夫舅父醉得红到脑盖了，兴奋得差不多使他的小耳朵发抖，他伏在桌上继续说：“他们都不是傻瓜，老弟，他们判断得很对。让一切麻烦都见鬼去吧。比如说吧：我过着怎样的生活？想起来也害臊，称心的事少得可怜，受苦是自己的，快乐是偷来的。老爹骂我冒失鬼，老婆说我完蛋了，自己呢，害怕把一个卢布喝光了，这样的，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现在年纪老了，就给自己的儿子当佣人，干吗掩盖着呢？当个驯顺的佣人。老弟，儿子还要搭老爷架子，他喊我父亲，我一听就象叫仆人。我生下来，活在世上忙忙碌碌，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来的吗，是为了给儿子做仆人吗？不是为了这个，那又是为什么活着呢？我得到过多少满足呢？”

我心不在焉地听他的话，我不想回答，但还是说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样过活……”他苦笑着：“唔，这个谁知道？我还没有碰见过知道这件事的人。人们总是照着他所习惯的那样生活……”接着，又突然委屈和生气地说：“从前我那里，有一个犯强奸罪的人，是奥勒尔出生的贵族，优秀的舞蹈家，常常引大家笑，他唱过一支万卡的歌，有这样的句子：万卡走到墓地里——这也没怎么稀奇。

喂，万卡，你啊，

离坟墓远一点吧。……

我就这么想，这完全不是说的笑话，是真理。不管你怎样转，也转不出这块坟地。所以，对于我们全一样：不管当犯人，还是当看守……”他说累了，又喝伏特加，象鸟儿一样用一只眼望进空酒瓶，以后又默默地抽着烟卷，胡子里吐出烟来。

“不管你多么拚命，不管你有什么指望，到头来还是棺材和坟墓，谁也免不了，”石匠彼得常常这样说，但完全不象雅科夫舅父。象这种成语和类似的成语，后来我就不知听过多少。

我另外不想再问舅父什么，和他一齐感到忧郁，我可怜他，不禁想起他唱的那些快活的小调，那些通过淡淡的忧郁，从欢乐中发出来的吉他的声音。我也没有忘记快活的“小茨冈”，因此见了雅科夫舅父这潦倒的神气，不由想到：“他还记得，‘小茨冈’被十字架压死的事吗？”

我也不想问他这件事。

我望望潮湿的、充满八月的夜暗的山谷，从山谷中发出苹果和香瓜的清香。通向城里去的一条小街上，已经点起了街灯，一切都是十分熟悉的。现在，到雷宾斯克去的轮船和到彼尔姆去的轮船都快要拉汽笛了。

“好，该回去了，”舅父说。

在酒店门口，他握着我的手抖了一抖，玩笑似地劝告我：“你不要忧郁，你好象有一点忧郁，是吗？快抛开。你还年轻呀。最主要的，你要记住：‘命运不能妨碍我们的欢乐。’再见，我要去做圣母升天节的祷告。”

快活的舅父走开了，说了一大篇话，把我弄得更加莫名其妙了。

我踏上去城里的坡路，走到野外。是月圆的晚上，浓云在天空流动，投下黑影，在地面盖住了我的影子。沿野外绕过了城市，我走到伏尔加河的斜滩上，躺在满是尘埃的草上，久久地望着河对面、草尝静静的大地。云影缓缓地渡过伏尔加河，投在草场上，好象在河水中洗了一洗，变得亮了一点。四周一切，沉沉欲睡，万籁无声，一切都好象在不乐意似地摇动，但不是由于对生命的热爱，而是由于一种苦闷的必然性，无可奈何地在动。

真想给整个大地、给自己击一猛掌，使万物，连同我自己在内，一起象欢腾的旋风一样旋转起来，象相爱的恋人们的欢歌曼舞一样旋转起来，沉浸在新开拓出的美好、生机勃勃、诚实正直的生活之中。

我想：

“我必须把自己改变一下，要不然我便会毁灭……”在那种阴郁的秋天，那种不但见不到太阳，甚至感觉不到太阳，连太阳都忘记了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机会徘徊在森林中，迷失了道路，走到没有人径的地方，我已倦于寻找，但仍咬紧着牙齿，顺着茂丛、枯枝、沼泽地滑溜的草墩，向前直跑。终有一天会走出一条路的。

我就决定照这样干。

这年秋天，我怀着也许可以设法上学读书的希望，出发到喀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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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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