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神武门展厅展出的“传心之美——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作者拍摄）

作者：徐永清

编辑：GIS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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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30日，十年之后，我重来北京故宫参观。这次来的目的有二，一是加深对中国古代宫殿的感性认识；二是看看梵蒂冈博物馆藏康熙时期《长城图》原件。

就在两天之前的5月28日，“传心之美——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开幕，此展首次从梵蒂冈博物馆的藏品中，精选出涵盖天主教艺术、佛教艺术和世俗艺术的78件展品。

在神武门城楼二楼展出的世俗艺术部分，一幅地图长卷《长城图》引人注目。这幅细节丰富的长城图卷，绘制于年到年期间，即清代康熙年间，图中绘有东起大同、西至嘉峪关的西部长城以及所经地区，包括山川、河流、军营和驻地等。

年，台湾学者方豪去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寻访流散在欧洲的中国书籍，曾在罗马的拉特兰博物馆（LateranMuseum）见过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彩绘本“中国清代长城图”。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版的《ImagoMundi》杂志第13号中,发表英国学者梅杰（M.J.Meijer）的文章《一幅中国长城图》，附复印图。梅杰称此图见于梵蒂冈图书馆博吉亚（oBgria）汉文手稿收藏处，横幅，宽22.3厘米，总长3.35米，图中方位上南下北。

在故宫神武门展出的梵蒂冈馆藏清康熙时期《长城图》。（作者拍摄）

年，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去罗马访寻意大利收藏的中文地图，特意问及此事。得知拉特兰博物馆已于年关闭，藏品移存梵蒂冈教廷。他查遍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未发现这幅地图的踪迹。

年，李孝聪再访罗马，在意大利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即将开放的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TheMonumentiMuseieGallerie，Pontificie，Vatieanicyt）的东亚特藏部中，找到了这幅地图（编号AS/VatieanMuseum）。李孝聪说，他见到的这幅长城地图为绢底色绘，裱成横卷。经与梅杰文内附图比较，现存图的两端已经稍有缺脱，图面亦有破损，然色彩依然绚烂。图内注记有两类：边堡名称似绘图时直接墨书于绢上，另一类注记涉及长城沿线军防、蒙古部落生活习俗、山川形胜，均写在红纸或白纸条上，贴于相关部位。

年，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在《文物》杂志专文介绍了这幅康熙时期的《长城图》。唐晓峰指出，意大利罗马教廷图书馆确藏有一幅长城地图，图为手绘，彩色绢底横卷。着色之法乃“黄为川（黄河），红为路,青为山”，为明以来习用方法。所绘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迄大同。自嘉峪关至神木一段内容较详。随长城延绵，罗列大小镇堡计座，并写上名称、标出道里远近。沿途河流走向、山岭分布,均描绘得当。在要紧之处,附有简短题记约七、八十条，指出驻军数目、“西夷”名称等，但大同至山西黄河一段全无题记。

长城之外以及祁连山南，绘有草滩、湖沼、井泉，以及“夷番”毡帐驼羊、狩猎嬉戏等生活图景。长城内线，仅绘城堡。长城地图图面基本是上南下北，但因长城总是横贯画面，故宁夏一段约为上东下西。

康熙时期《长城图》左端。（作者拍摄）

这幅长城地图长卷，绢本，墨绘著彩，英国学者梅杰的记载称，长卷纵23厘米、横厘米。我这次在故宫神武门展馆现场观看此图，总感觉这幅图长宽的实际尺寸，要大于梅杰的记载，但隔着玻璃展柜，无法实际测量。

梵蒂冈馆藏《长城图》，是清初康熙时期的一件御用军事地图长卷。地图右卷起自明长城的嘉峪关，左卷止于山西大同城，描绘从山西大同至河西走廊嘉峪关之间明修长城内外的山川、城池、营堡，以及长城外蒙古部族放牧的场景。

图上仅标绘、标注与军事作战有关的地名、地貌，如明代九边的甘肃镇、宁夏镇、延绥镇和大同镇管段边墙，但左端卷尾没有完整地显示大同镇管辖的全部边墙（堡）。长卷地图的视图方位上南下北，从长城外望向边内。注记标注驻军数目、“西夷”名称等重要军情信息。图内还依照清朝讳例，将明代“杀胡口堡”地名改作“杀虎口”，“平虏卫”地名改作“平鲁卫”。

康熙时期《长城图》局部，图中标写方位，“南”在上，“北”在下。（作者拍摄）

梵蒂冈馆藏《长城图》，贴有若干写有清朝相关人物、事件的纸签注记，注记中有几处提到“嘎尔旦”：“哱囉口外有嘎爾旦下經守添巴之彝，麥力幹乨手子、滾不插汗带領部彝在此遊牧，時常游近樺林川。滾不插汗系嘎爾旦彝，麥力幹乨手子系嘎爾旦裔。”

“嘎爾旦”即噶尔丹，清初时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著名首领，他在康熙朝曾多次兴兵叛乱，康熙帝也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终于在年(康熙三十五年）的昭莫多之战将其击败，噶尔丹此役战败，不久后自杀身亡。“哱啰口”，地名，是河西走廊祁连山的一个山口，在甘州（今张掖）西南。噶尔丹袭取青海和硕特部以后，派滚不插汗、麦力干乨手子两位部属，去征敛青海地区西藏番部的豆麦青稞和牛羊驼马。贴签注记称，滚不插汗、麦力干乨手子二人均属噶尔丹夷（裔），这表明绘此地图时间，已经是噶尔丹势力进入祁连山以南控制青海地区藏番之时。

据《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康熙三十六年（年）二月初六日，康熙帝第三次往征噶尔丹，启行率军往宁夏。二月十一日，抵达宣化府；二月十九日，出边。三月初四日，三月十九日，至定边。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宁夏。闰三月初九日，命昭武将军马思哈选兵二千进击噶尔丹。闰三月十一日，康熙帝又命孙思克、博霁两部斩驻甘州，由阿南达及提督李林隆率兵二千前往搜剿。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败死。闰三月十五日，康熙离宁夏往白塔，经双河堡至黄河西岸，四月初一日抵狼居胥山。四月初七日，康熙班师。五月十六日，返回京城。

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需要对京师周围和西部的长城、边堡有清晰的了解，因此谕令当地官署重新绘制了长城各镇边口舆图，由清廷兵部在年一年间汇总编制。唐晓峰认为，从对长城沿线驻军情况掌握的程度来看,主持编绘的人多半是朝廷官员，具体说就是兵部职方司的官员。康熙皇帝对噶尔丹叛乱早有布署，掌管舆图的兵部职方司备以图说,责无旁贷。职方司的官员虽在京师,但对各地的资料知之颇详。

虽然康熙一向对修筑长城不以为然，不过，长城毕竟是一道现成的屏障，仍有防卫价值。在昭莫多战役胜噶尔丹数月之后，康熙即循长城沿线，经神木、榆林、安边、花马池、兴武，于横城渡黄河，至宁夏亲察军务，并下令自榆林至横城长城一线设置驿站。

将《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的康熙此次的行程、驻地，与梵蒂冈馆藏《长城图》上用红色线条表示的道路和沿途城堡加以对比，几乎出入不大。这表明，梵蒂冈馆藏长城图所表现的内容，正是康熙的西巡路线和沿路各城堡驿站。此外，唐晓峰在他的文章中，还将清代地理学家梁份在噶尔丹与清廷对峙时期写成的《秦边纪略》的相关内容，与长城图中的一些题记作比较，发现也多有相合之处。

可见，梵蒂冈馆藏《长城图》上的很多内容，与康熙平定噶尔丹之乱直接相关，结合图面内容明显侧重西部地区的特点，可以推断这幅长城舆图，是康熙御驾亲征平定噶尔丹之乱之际（年—年）的用图。

康熙时期《长城图》横城部分，康熙三十六年（年）二月康熙西巡时在此渡黄河去宁夏。（作者拍摄）

年，翁文灏先生在《清初测绘地图考》中提及，康熙四十七年(年)四月起，由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先从长城测起……至年1月返北京，绘成一图，凡长城之各门(共有三百个)各堡，以及其附近之城寨河谷水流,均行绘入。”

此后，许多撰写中国地图史的作者，沿用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画了一张长城地图的说法，有人还称梵蒂冈馆藏中国《长城图》，即是白晋等人所绘的那一幅。

如上所述，梵蒂冈馆藏康熙时期《长城图》，出自清廷兵部职方司的手笔；该图采用中国传统象形绘图方法，无经纬度，与清初传教士所绘之图毫不相像。然而，尽管并非传教士所绘，这幅图辗转万里，西去欧洲，落入罗马教廷一位红衣主教之手，最终入藏梵蒂冈博物馆，却与清初时在华传教士密不可分。

那么，这幅康熙时期的地图长卷《长城图》，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到梵蒂冈的博物馆的呢？

这里，先容我插叙。在5月30日参观“传心之美——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时，我发现展览方对梵蒂冈馆藏《长城图》的“说明”，出了个常识性错误，闹了乌龙。

故宫展览对《长城图》的说明写道：“红衣主教恺撒·博尔吉亚（-）收藏中最饶有趣味的藏品之一便是这幅细节丰富的长城图卷。”说明中的“恺撒·博尔吉亚”英文名字为CesareBorgia。

故宫展览对《长城图》的说明。（作者拍摄）

博尔吉亚家族（TheHouseofBorgia），是文艺复兴时期来自西班牙瓦伦西亚地区的贵族，15世纪起博尔吉亚家族开始向意大利发展。年，阿方索·德·博尔吉亚当选教皇，即卡利克斯特三世。年，卡利克斯特三世的外甥罗德里格·德·博尔吉亚当选教皇，即亚历山大六世。亚历山大六世一生中有许多情妇，为他生下了数个私生子女，其中最有名的即是恺撒·博尔吉亚（CesareBorgia），他的生卒年大约？-年。年，16岁的恺撒被授命为西班牙潘普洛纳的主教。年，被任命为瓦伦西亚大主教，一年后升为枢机主教。至年间，是恺撒权力的巅峰，他成为教皇国军队领袖，掌旗官（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的长官）。

但是，这位15世纪臭名昭著的恺撒·博尔吉亚，并非《长城图》的收藏者，故宫展览说明将他的生卒年标为-，时间上差了三百年，显然是张冠李戴。

《长城图》真正的收藏者，同样来自博尔吉亚家族，他就是斯特凡诺·博尔吉亚（StefanoBorgia，-年12月3日），意大利红衣主教、神学家、文物收藏家和历史学家。

年，斯特凡诺·博尔吉亚出生在意大利维莱特里，他是博尔吉亚家族的远亲。他年担任红衣主教。年，他作为随从，跟随教皇去法国巴黎为拿破仑加冕。到达里昂时，因生病而去世，并被安葬在那里，直到年遗体才被运回故乡。

斯特凡诺·博尔吉亚（StefanoBorgia，-）。意大利红衣主教、神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从年轻时候起，斯特凡诺·博尔吉亚就对历史学有强烈的兴趣，特别是在历史文物的鉴定、收藏与研究方面，他具有非凡的鉴赏能力，孜孜以求，颇有建树，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韦莱特里建有一座博物馆，收藏了从古代到18世纪的大量古董和手稿，包括古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阿拉伯、印度和美洲、中国的文物等。

斯特凡诺·博尔吉亚的博物馆能够获得如此丰富的藏品，一方面与他个人强烈的兴趣与不断的追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在罗马天主教廷中长期担任要职有关。

年，他被任命为罗马教廷传信部的秘书长，可以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获取各种文物——事实证明，这种帮助总是适时到来。年他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在法国入侵的动乱时期，他被逮捕，很快被释放。不久之后，他在瓦伦西亚为教皇庇护六世工作，并努力让这位教皇派一批传教士，前往亚洲和非洲宣扬福音并收集各种文物。

梵蒂冈使徒图书馆收藏的珍本《博尔吉亚抄本》，就是斯特凡诺·博尔吉亚的收藏品。这部美洲米斯特克人的绘图抄本，据说完成于15世纪，早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这部抄本长度超过10米，折叠成类似中国的奏折状，用连续的图像构成一条双面长带，内容包括多个预言，指向特定时间段，祭司们以此预测命运，占卜吉凶。

斯特凡诺·博尔吉亚收藏的《博尔吉亚抄本》

斯特凡诺·博尔吉亚在韦莱特里建立的博物馆，当时在欧洲就已非常著名。他不仅将博物馆中的藏品向各国、各种宗教信仰的学者开放，而且还资助和鼓励学者们对这些藏品进行研究。年，德国文学巨匠哥德造访过这个博物馆，并深表赞赏。年，斯特凡诺·博尔吉亚在里昂去世后，他所收藏的文物被分散到罗马、那不勒斯等地的博物馆及图书馆中。

地图是斯特凡诺·博尔吉亚的收藏之一。15世纪前期绘制的《博尔吉亚世界地图》，是他于18世纪末在一个古董商店里发现的，购得此图后，将其珍藏在韦莱特里的博物馆中，这幅地图因斯特凡诺·博尔吉亚而得名。6而中国清代康熙时期的《长城图》地图长卷，同样也是斯特凡诺·博尔吉亚的地图收藏珍品。这两幅地图现在都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博尔吉亚世界地图》（15世纪前期）

研究地图史的学者们，大都认为这幅康熙时期《长城图》，是斯特凡诺·博尔吉亚从清初在华的意大利传教士手中获得的。

那么，究竟又是哪一位传教士呢？

康熙朝来华传教士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康熙三年（年)，全国各省有教堂43所，在华传教士35人，康熙四十年（年)，各省天主教堂达到所，在华传教士人。当时在宫廷中的主要传教士有南怀仁、徐日升、白晋、张诚、闵明我、冯秉正、马国贤等人。其中闵明我、马国贤是意大利传教士。

明末来华传教士中，有两个闵明我，第一个是多明我会会士、西班牙人DomingoFernándezNavarrete（-）。他离开中国后，康熙十一年（年)，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PhilippusMariaGrimaldi（-）冒充闵明我的名字进入北京，做了南怀仁的助手。年，闵明我受康熙帝的委派，“由欧罗巴往俄罗斯京，会商交涉事宜。”他于年抵达罗马教廷，向教廷报告了中国传教会内部有关礼仪的争论。

恰好此时莱布尼兹也因为搜集有关德国汉诺威威尔夫家族史资料而来到罗马，在意大利逗留。当年七、八月间，他与闵明我在罗马会面，获得大量中国信息，推动了其研究中国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事》一书的撰写。康熙三十三年（年)八月，出使欧洲七年的闵明我返回北京。年11月8日，闵明我因病逝世于北京。

梵蒂冈馆藏《长城图》，系康熙年—年平定葛尔丹叛乱使用的地图，闵明我年就去了欧洲，7年后返京，这期间他不可能见到《长城图》。闵明我回到中国后直至逝世，再也没有去过欧洲。因此，斯特凡诺·博尔吉亚也不可能从他那里获得《长城图》。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回到另一位与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都有密切关系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身上。

马国贤像

马国贤（MatteoRipa，一），年生于意大利萨莱诺地区的爱波里小镇。

15岁被送到那不勒斯学习，18岁时立下终生传播福音的誓愿。年3月，马国贤在自己的家乡升为神父。不久，他进入教皇克莱门十一世建立的罗马传信部接受训练，接受对中国语言、文化、习俗的短期培训，成为那里第一批学习中文的两名学生之一。

年（康熙四十六年）10月，马国贤同其他五名教士受教皇克莱门十一世的直接派遣前往中国，为被康熙皇帝勒令关押于澳门的教皇特使多罗，送去册封为枢机主教的红小帽，他们于年1月3日抵达澳门。这批传教士里面有三个人分别深谙数学、音乐、绘画，即山遥瞻、德理格和马国贤。

马国贤一行于年（康熙四十九年）11月27日离开广州，次年2月5日抵达北京。马国贤在觐见康熙后，于2月7日（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遵旨入宫任宫廷画家之职。

马国贤是在华传教士参与清初测绘地图的重要人物之一。康熙皇帝一直想找人为他雕刻铜版地图，马国贤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年（康熙四十九年），“很久以来，皇上一直希望手下的什么人能够把上面提到的地图刻印出来（地图指《皇舆全览图》，笔者注）。为此，他询问过德里格、蒂利希和我，即我们除了音乐、数学和绘画之外，还会什么。他们都作了否定的回答。我说我懂得一点光学，还懂得一点在铜版上用硝酸腐蚀的刻艺术的原理。皇上听说这些，非常高兴。虽然没有做过，我还是准备尝试一下。皇上立即命令我开始刻印，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用点阵的方法，在一块烟灯熏黑的板上绘制地形图，为硝酸腐蚀制版作了准备。”

“我刚刚做完这些，皇上就急着要看。因为在版面上预备好的东西看起来非常漂亮，皇上非常高兴，命令中国画工画出地形图，以便我能在日后刻印。地图刚刚完成，就和原图一起，让皇上观看了。他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为复制品如此完美地完美接近原件，没有任何差异感到吃惊。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铜板雕刻画，中国人自己大致的作法，是把画固定在木板上，然后用雕刻刀把二者一起刻出来。”

马国贤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说明在中国第一次尝试制作铜版画，绘制的是两张地形图。也说明马国贤绘制地图的技巧娴熟，他对于中国地图兴趣浓厚。这两块地图铜板及印出的地图，不知是否存于世间。

年6月，康熙到热河避暑山庄，马国贤也随行，他回忆那时情况说：“刻印完热河的风景图以后，我把印本呈送给皇上，他对此非常高兴，命令大量复制，送给他的皇子、皇孙和其他亲王们。因为我把整个《热河三十六景》图装为一册的方式很满意，他还命令我用同样的方式雕刻一套《皇舆全图》。后来我用了44块版子来进行印制，现在可以在我们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大厅里看到这个印本。”

可见，马国贤年在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雕刻了一套《皇舆全图》，共44块铜版后来并用这套铜板印制地图，这套地图后来还挂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大厅里。从马国贤回忆录看，这套铜板他并未带回意大利，他带走的是印好的地图，而且不止一套。

在热河行宫的澹泊敬诚大殿两侧的东西山墙上，原各挂有一套《皇舆全图》，这两套《皇舆全图》现在不知放在哪里，不知是宫内绘本，还是木板彩印图，抑或马国贤的铜板《皇舆全图》？

年马国贤在距北平公里的古北口，自办一所学校专收中国学生，授予神学，这是传信部在北京的第一所学校。

康熙五十八年（年），《皇舆全览图》印行铜板图。年清理沈阳故宫清朝遗物时发现并重印，为金梁石印本，题名《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始公诸于世，使这一版本流传较广。《皇舆全览图》铜板，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发现时为47块，内空白6块，实为41块。这套铜板《皇舆全览图》，无疑就是马国贤及其弟子镌刻完成的那一套。康熙五十八年铜板本，是《皇舆全览图》第一个正式版本，《清史稿》卷亦有记载：“乃镌以铜版，藏内府。”

年（雍正元年），马国贤带着他的学生等一行6人（含4位中国学生）回意大利，雍正皇帝指示送他贡缎、瓷器等大批礼品，马国贤还携带了避暑山庄铜版画、铜板《皇舆全览图》。在回意大利途中，马国贤路经伦敦，受到了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接见。在进入英国时，马国贤他们的行李被拿到海关检查，行李包括替换衣服、一个文具盒，还有马国贤自己刻印的中国地图，海关职员打开了地图，马国贤提醒他们要特别当心，这是要送给英国国王的礼品。可以推想，《长城图》等地图，很可能也在他们携带的行李中。

年，马国贤一行人回到意大利。马国贤在罗马教皇处奔走了8年，经教皇格利门十二世批准，年7月25日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办了“圣家书院”，以招收中国留学生为主，故又名为“中国书院。”

中国学院建立之后，马国贤把整个身心都用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以致于积劳成疾，年3月25日病逝。根据现有资料，从马国贤建立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起，一直到年，前往中国学院学习的中国人有姓名可考者共有人。

年鸦片战争前，德国人卡尔·奥古斯特·梅叶尔博士参观了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并写了《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一文。梅叶尔博士参观那不勒斯学院时，该院有8个学生，6个中国人2个希腊人.中国学生穿着教士长袍，欢迎梅叶尔的到来，他们热情地展示自己从中国带来的物品，他们让梅叶尔看了一幅中国地图，一只放茶叶的雕刻极其精美的木盆，一个作工精细的南京琉璃塔的模型。可见，马国贤不但从中国清初的宫廷带回一批中国地图，而且这些地图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存放了多年。

马国贤和他的中国弟子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

年，马国贤从中国回到意大利，年逝世。年，斯特凡诺·博尔吉亚就任罗马教廷传信部秘书长，他利用这一职务之便，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意大利传教士为他获取各种异国文物。因为有着二十多年的时间差，马国贤与斯特凡诺·博尔吉亚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斯特凡诺·博尔吉亚掌管的罗马教廷传信部，与马国贤创办的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是有关联的，有关中国学院培养的华人传教士的种种事务，都需要传信部的批准。

所以，我推断，斯特凡诺·博尔吉亚极有可能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获得了那幅康熙时期的《长城图》长卷，而这幅地图佳作，当然是马国贤从他在康熙朝廷的朋友那里获得的，毕竟他为康熙皇帝做宫廷画家和专职翻译十三年，毕竟那时他就熟谙、热爱地图。

（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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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唐晓峰：《梵蒂冈所藏中国清代长城图》文末李孝聪“附记”，《文物》年第12期；

[2]唐晓峰：《梵蒂冈所藏中国清代长城图》，《文物》年第12期；

[3]《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年9月；

[4]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民国十九年(年)第三期；

[5]龚缨晏、邬银兰《〈博尔吉亚世界地图〉：地图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地图》年第4期；

[6]刘慧轩、王连华：《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宫廷的活动》，《沧桑》年第三期；

[7]（意大利）马国贤著、李天刚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57-58、77，上海古籍出版社，年4月；

[8]袁丽坪、韩利：《澹泊敬诚殿陈设与康乾二帝之治政》，《紫禁城》年第3期；

[9]赵寰熹：《〈皇與全览图〉各版本对比研究》，《满族研究》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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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永清，GIS圈特约撰稿人。江苏海门人，中共党员、高级记者。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中国测绘报社编辑、社长助理、副社长，中国测绘宣传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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