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县尉罗适墓志铭，于同治九年（）出土于浙江宁海县马家山，初由邑绅章孝廉珍藏，今藏三门县博物馆，国图藏拓本。志石高1.22米，宽1.36米，竖49行，足行52字，共多字。碑青石质，坚韧，额书“宋故朝散大夫上护军致政罗公墓志铭”，字体清秀，笔力刚劲。本文就该墓志的撰文、篆额、书丹、志主行实及志文所涉桐城禁巫兴医作一浅述，限于学力，句读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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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录文如下宋故朝散大夫上护军致政罗公墓志铭奉议郎管句潭州衡山市岳庙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舒亶撰朝奉大夫知台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借紫楼常书朝奉大夫新差知歇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借紫汤景仁篆盖哲宗皇帝即位改元之二年诏曰：“知开封府开封县罗适，岂第廉平，出于天性，视民疾苦如在于己。朕惟京师大众之地，宜得仁人往体联心，可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公事。”当是时，天下晓然，咸知天子仁圣，所以惠养元元之意至深厚。而公行治暴耀翕，为一时公卿大夫之所叹誉，渭且用世矣。既而推迁出入奔走使事，凡十有余年。比还，得对天子而公老矣，於是遂致其事以归。归之三年夏，明适大旱，公曰：“民病甚，国事也。余虽老，且得谢窃服明诏所以褒谕甚宠，夙夜念，不报万分，义终不忍以仕，已式其心。令江都早旱，命浮屠氏作瑜伽法，祷於扬子江神，验。乃即佛祠。”用前法。方袢暑，自夕通旦，擎跽曲举，百拜不少闻，因以感疾，浸剧，遂卒於其家。实建中靖国元年辛已八月十有六日己巳也。公讳适，字正之，世为台州宁海县人。曾祖爽，祖德诚皆不仕。父允明，赠中敬大夫。公两举乡书，第治平二年进士。尉舒州之桐城县。县俗习病不知医，独用巫治。公一日属群巫尽取所谓像设，焚之庭下。即捐私帑市药以予民，既又石刻方书以示后用。举考移兖州泗水令，山东旷地数万，民佃居数千户。部使者欲取以规利，以祸福撼。公使任其事，公力建不可。使者卒感悟。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济阴县。居数月，察访使入飞语骇公，辄夺官去。父老诣阙诉留者殆万人。朝廷察之，以天平军节度推官还旧治，阅二岁复官如初。守臣以公最上，即徒开封府陈留县，畿甸宿兵余数万，主将不得其惰，方春阅，俄有以变告者，僚佐惶骇，噤不敢出气。公笑曰：“妄人也。”即其众杖之，军以无事。上遣内侍刺知德音，为称善邑。当孔道，四方宦游，死不能归，而旅殡佛庙，残骸破棺无复主名以数千计。公请於朝，即县之东南隅葬之。有官于南方溺死，其妻挈孤茕匄於道。公馆之传舍，解衣辍食衣食之，卒移其所居，州里亲党使收恤以去。开封府军巡院官风阙,以公摄事。院狱淹不决,寒俄疾病相枕，吏玩为常。公至则首惩其黠吏，一疏其连坐之无辜者出之，斥案犊之无用者为衣衣之，宿垢陈弊，不阅月殆尽。朝廷患市易积乾没张职钩考，公与辟为属同列。有忌公前数出异论者，官长谋为君罢之。公曰“进己退人，非所园愿也。”知扬州江都县，前此更七令皆不得以理去。诉牒日盈庭，大抵缘逋赋不能均。公以保伍法集民庑下，给笔礼，使自列，人人得其平。准俗类啙窳，农惰不劝。公为易置耕器，身自教督之。朝廷议盐法，使者妄意欲以强民，他郡县皆应矣，公独勿听。人莫为公危之。公曰：“为国爱民，令职也,纵得罪何憾?”事卒寝。时近臣有荐公可任，剧召对，久不报。会大臣守扬最为知公者,归相天于，于是擢知开封府开封县，就迁府推官，未几，除提点府界刑狱，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畿邑沟洫久湮茀,岁积潦，田至种不得下，公设法疏畎之，民始不病。广济军南里堤田凡数千顷，地形相倾，水上下交为患。公行视，即下流酾为渠，以注之淮，其功利居多，朝廷赏之。公曰：“僚吏力也”,推不受。虽不行，公志两浙道、苏、秀水议者不一，朝廷遣专使相视经理，而又以公为提点刑狱，佐其事,经费不资，民力殆不支，公不及请，辄发常平贷助之。朝廷为薄其罪，最后移京西北路提点刑狱。熙宁中，河北灾，诏许流民处荒士，汝州凡数百户至是，或者规其地以冒佃告，数更有司不能判。公请如方田法，民以奠居。益公少长田间，于民事无所不知，故仕宦自初暨终更十任而六为农官。其所设施,初虽若烦淬，及其既久，上下情得，是非曲直至则辨察，事无小大，罔不伤举。教条所下，吏服民听，如父诏子。以至四为监司，一切务在恤民隐，戒督官吏，必先廉恕，而于水事尤为不苟有劳。以故所至称治，去则人思之，多为立生祠。而论者以谓有古循吏之风，信然!公资浑厚质直不华，临事嶷嶷，信理直前，不肯为利害俯仰。闻人之善，奖与成就，唯恐不力；急人艰厄，勇往不倦，如赴嗜欲。本禄所入，应手随尽，末殆为子孙后日毫发计。其事亲孝，于兄弟友，待亲戚交旧笃恩义，立然诺，异母兄欲异财，听其所欲取。季弟死，为择婿嫁其妇，又嫁其女，如己出。初未知学，自大母族党发之。其后家困，为抚育其孤女，妻之上族。尝学于乡先生，既死，与教养其子，至分俸以舍之太学。少举进士与友生皆上，中道辄卧疾，他皆委以自便，公独留不去。故人死久不能举，唱乡人营宅兆卜日月，哭泣以养之。有使者数侵公，他日公出使，乃在部中，切疑其不能忘也。公曰：“本自不记，无可忘者。”盖公义节厚销类如此，而多至不可胜数。平日与客语，常谓：“忧人之忧，然后可以乐其乐。”盖其意向所在，大抵不以私自营。晚虽退休，志犹不衰，而其余力长智尚可以为世用。近臣使者方且交章，而公亡矣。人莫不借之。公好古强学，虽老不废书。当嘉祐、治平间，学者方事声律，而公已能用意经传，然颇独嗜《易》，其所为注解，合其他歌、诗、章、疏、碑碣、杂文，仅百卷。雅憙藏书，凡遗文古事与夫国朝新书，家多方之。晚岁奉佛尤严云。公享年七十有三，自著作作佐郎换宣德郎，工转为朝散大夫，勋至上护军，服五品。中散公两娶，前吴，赠慈以县太君。后周，赠金华县太君。公即金华出出。娶周，封水嘉县君。男六人，四亡，曰璪、曰球，皆为太庙斋郎。女九人。一亡，长归陈师渐，次陈惇，次王庭筠，次朱充，倍皆举进士；一在室，余尚幼。以祟宁元年壬三月初七日壬辰归养于宁海海游之东原。公虽世居宁海，而姻旧多在明，月爱其湖山可乐，去坟墓为不远，遂家焉。比讣至于其乡，父老为置位，聚而哭者凡三日。余与公少同笔砚，又为同年生，义尝为同僚，今又为同里，投分实四十年。白自公寝疾，得日造其门，迨治命与之握手而诀，且诘其所欲属我者，曾不及他。夫岂谓余自足以深知其心，而不待言与?故当其葬也，为具论其平生，泣而为之铭曰：允矣罗公，其德孔夷，维人之优，勿苟勿随。维圣天子，民瘼是咨，大众之区，曰唯京师，其往赞哉，体如汝宜！孰荒我田,有黍离离，水行地中，自公来尸。耋稚舞歌，匪唯无饥，凡利在人，勿问细微。暨阙行路，枯肉勿遗，内外戚疏，岂不异施，我罔不尽，忠利爱慈，百尔士夫，敦一于兹,公取而足，其贤可知。膴膴故原，公乎其归；宁我帮人，百世是思,爰憇彼郊，其生有祠,配古社神，春秋祀之。罗适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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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的撰文、篆额、书丹者情况《宋故朝散大夫上护军致政罗公墓志铭》，由“奉议郎管句潭州衡山市岳庙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舒亶撰”，“朝奉大夫知台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借紫楼常书”，“朝奉大夫新差知歇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借紫汤景仁篆盖”撰文者舒亶，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今属浙江）人。治平二年（）试礼部第一，授临海尉。神宗时，除神官院主簿，迁秦凤路提刑，提举两浙常平。后任监察御史里行，与李定同劾苏轼，是为乌台诗案。进知杂御史、判司农寺，拜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后为御史中丞。崇宁元年（）知南康军，京以开边功，由直龙图阁进待制，翌年卒，年六十三。《宋史》《东都事略》有传。今存赵万里辑《舒学士词》一卷，存词50首。书丹者楼常，楼郁长子，鄞县(今属浙江)人。北宋治平二年(年)乙科进士，知兴化军，元符三年(年)七月以朝奉大夫知台州。以子贵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事见《甬上宋元诗略》卷一。篆盖者汤景仁，广德（今属安徽）人。神宗熙宁三年（）进士。知宁国县，善书，以廉介称。该墓志署款中的“赐紫金鱼袋”及“借紫”均为北宋章服制。紫金鱼袋即紫衣和金鱼袋，宋代品官章服，三品以上穿紫袍。鱼袋，最初是用来装鱼符的。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宋代，不再用鱼符，而是在袋上用金、银饰为鱼形而佩在公服上，系挂在革带间而垂之于后，用以分别贵贱。借紫，则是借用比原先服饰高的紫色。三品以上服紫，未至三品者特许服紫，称为“借紫”。语见《唐会要·内外官章服》“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攸宁，赐紫金带。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依旧著紫带金龟。借紫自此始也。”

罗适墓志铭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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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主罗适家世生平行实罗适，字正之，号赤城。生于北宋天圣七年(公元年)，卒于建中靖国元年（）.曾祖父罗爽，祖籍江西柴桑郡(今九江市)。祖父罗德成，字大才，曾任越州(今绍兴)参军、录事。父罗皎，字允明，人称千二府君，赠中散大夫，娶妻二：前妻吴氏，赠慈溪县君；后妻周氏，赠金华县君。罗适系金华县君所出。娶妻周氏，封永嘉县君。罗适自幼家贫却好学不辍，“拾薪代灯烛，鬻衣买诗书”，启蒙于乡学，曾求广润寺僧智贤、禹昭解惑，又长途跋涉求教于鄞县楼郁及吴中名儒胡谖，与陈贻范、徐中行、苏轼等名流学士结识，学富五车，尤精理学，尊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北宋治平二年（）中进士，分别在安徽桐城、山东泗水、扬州江都、开封府陈留等处任职，还当过两浙提刑狱，京西北路提点刑狱等职。罗适学问、品德、政绩皆昭彰，兴修水利业绩尤为卓著。一生著有《伤寒救俗方》、《赤城集》、《易辞》等。宋哲宋专颁敕书，称罗适“廉平出于天性，视民疾苦，如在于己”，名列“元佑名臣”。罗适生男六人，四人夭亡；长子罗璟，为凓阳尉；次子罗球，为太庙斋郎。生女九人，二人早夭；长女嫁陈师渐，次女嫁陈椁，三女嫁王庭筠，四女嫁朱充，四个女婿皆举进士。五女嫁将仕郎汤子范，六女、七女尚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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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所涉“北宋桐城禁巫兴医”刍议墓志记载“尉舒州之桐城县。县俗习病不知医，独用巫治。公一日属群巫尽取所谓像设，焚之庭下。即捐私帑市药以予民，既又石刻方书以示后用。”。另据南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伤寒救俗方一卷，宁海罗适正之尉桐城，民俗惑巫，不信药，罗以药施人多愈，遂以方书召医参校，刻石以救迷俗。绍兴中有王世臣彦辅者序之以传”《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第二部著名的私家藏书提要题解目录。对书名、卷数、作者姓氏官职以及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均作著录。在“解题”中，寥寥数语，或记古书款识和版刻，或阐所得善本书之经过，其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作者陈振孙与罗适及其《伤寒旧俗方》所处时代非常接近，作者所言罗适在桐城刻石《伤寒旧俗方》是完全可以采信的。宋代素以文教兴盛、科技发达和思想深邃而享誉后世，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巫医盛行、信巫不信医的一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在宋代民间，活跃着一支人数极众的巫医队伍，无论是经济文化发达的东南地区，还是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西南地区，信巫不信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习俗。以今天的安徽省境而言，淮南西路的桐城“县俗习病不知医，独用巫治”，江南东路的宣州“民素尚巫鬼，病者不医。”面对民间信巫不信医之风的泛滥及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引起了大多数士大夫的警惕和反对，并积极地以医学为武器，与巫医的欺诈展开斗争。北宋桐城县尉罗适可谓这方面的典范。面对桐人“不知医，独用巫治”的现象，罗适认识到信巫而不信医的根源还在于他们的迷信观念和缺医少药的现实。因而，禁巫重要，而兴医也同样重要，他的以医制巫策略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的活动来实现：第一，属群巫尽取所谓像设，焚之庭下。他以强制手段焚毁巫像，杜绝信巫不信医的源头。第二，捐私帑市药以予民。在沉重的赋役负担下，百姓平时的生活尚难以维系，更无力承担昂贵的医药费用。罗适捐出自己的俸禄买药给民众。第三，既又石刻方书以示后用。罗适将《伤寒旧俗方》刻石勒碑，方便人们抄录传习。“桐城好，名官史书青”，罗适离开桐城已有千余年，“孰活我命？父母罗公”的呼唤，依然回荡在桐山枞水，这方墓志上的循良事业，也必将被历史所铭记。

秦观撰《罗君生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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